20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的社会建构主义跻身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重要席位。自此，该范式时常被用于解释一国外交政策模式与取向。近年来，它也被用于一种重要理论视角以探究公共外交。我国侨办于2011年底明确提出并致力于构筑侨务公共外交战略。作为一种公众性、人文性和互动性的外交形式，它同聚焦于认同、观念等文化范畴的建构主义是否存在类似的共通性？此外，基于海外华人华侨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因素，这种指向公共外交与侨务工作的战略融合而构筑的侨务公共外交，其战略设计与有效实施势必牵涉海外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份认同成为连接华人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理论契合点。但目前建构主义者对身份认同的研究相对滞后，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关系的学理分析也颇显不足。基于海外华侨华人多重性的身份认同而部署的侨务公共外交实践，是否有助于推动建构主义在身份认同这一向度的研究？对此，本文一方面从建构主义角度解读侨务公共外交，探寻两者的理论契合点；另一方面则以侨务公共外交为样本，以认同理论为切入点，重点指明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研究的拓展方向。
　　
　　一、侨务公共外交：涵义、作用机制与特征属性
　　
　　有鉴于当前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的新动向，特别是华人新移民逐渐崛起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体力量并备受关注，我国政府以侨务系统为主导，借力海外华侨华人，向其居住国社会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架设起中国与居住国之间的桥梁，以此构筑有助于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10月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戴秉国首次提出“侨务公共外交”。在2011年底的全国侨务会议上，国务院侨办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以‘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为主线，加强侨务公共外交”，并在《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年）》中明确“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在新时期侨务工作中的地位。
　　
　　通过官方文件中有关“侨务公共外交”的信息诠释，并根据“公共外交”自身定义和我国侨务工作的定位与部署，笔者认为，侨务公共外交指的是以中国中央政府（侨务系统）为主导，通过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信息传播与沟通，增进文化交流、教育项目合作和互动、经贸与科技往来，向其住在国政府与公众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化和展示华人群体良好的公众形象，增进他国公众乃至政府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认知，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利益。
　　
　　侨务公共外交的实施过程和作用机制的顺利完成，一是需要广泛采用媒体传播和文化交流手段，配合原有的经济与科技交流的方式，以拓展中国对华人公共外交的成果；二是在这种民间文化交流中，需要那些联动中国政府、住在国公众的海外华人及时了解、反馈祖籍国政策理念、住在国的政策回应和当地民众对这种跨国文化沟通过程中的反应；三是在海外华人对该战略给与积极参与和配合的前提下，经由良性的族际沟通环节，争取到住在国民众对这种跨文化交流工程的认可。由此可见，侨务公共外交的特征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实践内容的文化性和公关性。维护和振兴族群文化是海外华人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资源的基石，也是华人冲破住在国种族歧视和跻身主流的重要文化资本。我国通过加强同华人的文化项目交流与合作，传播中华文化，一方面有助于他国民众增进对我国“和合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而提升公共外交的可持续性。借助共有的文化资源和手段强化对他国民众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他国民众良性互动。
　　
　　第二，实践过程的渐进性和双向性。不同社会结构的华人及其住在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差异化的局面，要提升这些不同群体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既需要中国政府保持好同海外各地区华人及其住在国公众的良性互动，也需要在与华人和他国民众互动中对信息进行反馈并作出自身的政策调适。显然，这种双向选择和调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三，认同因素成为影响其实际效果的关键变量。侨务公共外交的实效性取决于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度及住在国公众对华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由于社会结构和发展环境的差异，不同代际的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存在客观的差异性。如第一代华侨与第二、第三代华裔，新老移民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和民族文化的态度便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民族国家里，华人对侨务公共外交的配合最终能否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公共舆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族与主体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华族作为住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族际的和谐程度又取决于族籍沟通、当地政府的种族政策乃至中国与其住在国的关系等因素。所以，侨务公共外交的绩效取决于两大关键环节：一是只有那些建立在一定对华认同基础上的华人社群才会积极地配合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二是华人配合中国开展的有关社会文化活动，只有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和积极互动，才能完成侨务公共外交的传导机制。
　　
　　二、建构主义与侨务公共外交的理论契合点
　　
　　首先，从行为主体看，两者都强调人在互动实践中的重要性。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具有多元性，而建构主义赋予国际政治“人性化”，后者体现人的能动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在建构主义视阈下，国际体系是由某些特殊的人在特定的时空组织安排的一些了的观念、一个思想体系和规范系统。这种体系的存在离不开那些为人们广泛认同的主体间信仰（思想、观念和假设等），这种共有信仰构成并表现为人们的利益和身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费丽莫（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肯定了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传递和扩散国际规范以及说服国家去评价国家利益目标中的功能意义。人们在互动中建构了共有观念，观念形塑和改变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所以人际良性互动足以架起两国间的沟通桥梁。同理，侨务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涵盖了政府、社会团体和精英等多个层面。其中，海外华人精英（意见领袖）、华人团体等非政府行为体是中坚力量，其住在国民众为施动对象。侨务公共外交注重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华人社会的身份认同及其同住在国主流社会的互动情况。
　　
　　其次，从实践手段和过程看，侨务公共外交的文化性与渐进性同建构主义的“观念性因素”及其作用进程相吻合。建构主义注重的是话语、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在界定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并主张这些因素本身也参与建构行为体身份认同和利益的进程。正确的观念一旦与环境吻合，便能促进参与者的互动，共同实现集体目标，成为改进政治往来的催化剂。当前我国侨务公共外交就是试图在交流互动中建立某种共同再现的观念的努力，希望通过语言和文化符号提供中国的信息，使海外华人在对中国建立信任感情的基础上，向住在国民众传播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在建构主义视阈下，侨务公共外交力图凭借共享信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对现实情况的“共同再现”。
　　
　　最后，从实施结果上看，二者都强调双向互动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性”，即强调行为体互动产生文化结构，这种结构界定了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进而影响其行为模式；同时，行为体建构结构，而结构也造就行为体。侨务公共外交试图通过各项文化活动影响华人住在国公众的感性心理，而在这种感性心理作用下的大众行为又会影响其国家政府的外交倾向，从而影响到施动国中国的国家利益。此外，侨务公共外交的施动国在联动海外华人对他国公众及其所在舆论环境施加影响时，国家认同明确的海外华人也会根据其所在国的环境因素及其自身对祖籍国关系的价值判断进行信息反馈和政策反应。对此，中国的政策环境也必然予以调适。可见，在推进侨务公共外交的进程中，沟通实际上是双向的，“中国认同”成为决定该系统工程成效的关键变量。
　　
　　基于此，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建构主义也将为侨务公共外交的策略方向和实施路径起着导航作用：一是中国政府应该培育和引导民间组织，发挥意见领袖和各类民间团体在联动沟通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二是在整体性加强同海外华人华侨文化交流和观念互动的同时，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动向和对华认同因素对海外华人群体进行细分。切实发挥华侨与新移民在侨务公共外交战略中的中坚作用，尤其是借助留学生与技术移民为代表的华人精英在国际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增进中国与住在国的友好关系。三是在挖掘和凝聚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同时，借助网络空间引导华人精英传递中国的“和合”文化理念，消弭国际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中国威胁论”。四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汲取华人精英在政治文明和科技文明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彰显中国在“融入世界”过程中学习先进国际规范的决心和信心，借此赢得海外华人对我国侨务公共外交的认同与配合。
　　
　　三、侨务公共外交推动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新发现
　　
　　建构主义用规范和身份认同等概念用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之同侨务公共外交具有学理上的共通性而具有解释和指导意义。但基于以上对侨务公共外交涵义与作用机理分析，不难发现：侨务公共外交的顺利实施，需要深入分析一个国家内部华族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属性及其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基于海外华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客观把握特定环境下该群体的多重认同构造及其衍化过程，尤其是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从华人的跨国认同角度全方位看待新时期世界范围内华人的“中国认同”及其行为取向，并借此洞察经济全球化时代华人群体在民族—国家认同的位移。与此相对照，当前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仍把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从分析的角度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进行搁置。另外，尽管引入了“类属身份”，但是由于研究重点并不在此，温特并未展开这种关涉种族、民族属性重要概念的研讨，更不用说深入某一民族群体的实际而把握其“多重认同”。由此，也就难以从经济全球化视角洞察跨国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建构主义要保持其在国际关系理论阵营中的地位，不能对以上“盲点”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侨务公共外交以“认同”为理论工具内窥一国的民族属性与族际政治状况，以此分析海外华人在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功能。这种研究有助于寻获华人研究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连接点，并从中发现主流建构主义研究新议程的动力方向。
　　
　　（一）窥探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文化属性，
　　
　　拓展目前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位的集体认同分析视角和路径。国家作为自组织单位，其身份认同也来源于内部的建构。在进入国家间互动之前，国家其实具有自己的身份。在民族社会学领域，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除了国家认同（stateidentity），还包括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等重要集体认同要素①。
　　
　　温特仅从体系层次上探析了国际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未深窥次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这种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无疑是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和应用研究的重要依据。国家作为一个自组织、自均衡的行为体，它们具有内在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而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外生于国家体系。国家内部的实践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社会结构一样具有重要影响。海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家内部的身份认同构造，通过对散居者（diaspora）的跨境实践及其对祖籍国主权和外交的影响进行考察，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区分开来。
　　
　　亚当森（FionaB.Adamson）认为，温特由于过分关注狭隘的“国家中心论”议程而限制了建构主义的学理分析与解释性视角。因为他将主权、社会与领土等国家构成元素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认同单元，并宣称“国家也是人”。这种将国家“拟人化”处理阻断了建构主义对一系列跨国实践的深入研究，因而阻隔了国际体系深层次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或排除了若干对于国家中心框架以外的增长性困惑与政策关注的经验性研究。在亚当森看来，尽管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当前世界里各行为体其集体认同正趋于多元化，而非同质化。于是，克里斯·奥格登（ChrisOgden）和刘宏等学者将华人移民纳入“散居者”的概念范畴，将散居者对祖籍国外交政策的认知程度及散居者在祖籍国外交价值的认知两要素归入“身份认同”范畴来考察华人的民族认同对祖籍国外交的作用影响。循此逻辑，考察华人散居者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角色功能，需考虑到华人作为住在国少数民族的地位特征，并从华人民族文化和生存竞争资源的动态变化中把握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换言之，这种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微观研究，有助于窥探国家内部次国家单元（不同民族）的文化属性，进而拓展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
　　
　　（二）以认同理论沟通侨务公共外交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通过塑造“多重认同”模型还原建构主义的情感因素。沙恩（YossiShain）和巴斯（AharonBarth）认为，国家并非一个为单一目标所驱动的理性行为体，仅仅追求效用最大化；相反，它也遵从规范行事，追求身份认同的表达，并为适当性逻辑所主导。它同时打开了两个“黑箱”：一是利益并非恒定和外生的，而是具有变化性和内生性。国家利益受国家身份的影响而变化；而认同本身也是非固定不变，它也受国际和国内力量的形塑。由此观之，身份认同的变化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对外政策。在多蒂（Dotti）看来，国家的身份认同不是国家独有的身份，而是构成国家内部与依附于国家认同的人民的身份。对华人社会而言，身份认同是通过海外华人同所处的住在国生态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华人在住在国社会化的进程中，华人社群内部以及同其他族群互动构成华人自身的内在属性，进而逐步建构了华人的身份认同。而对这种身份认同的动态考察成为决定侨务公共外交收效的关键变量。
　　
　　华人的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是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的过程，尤其是在同主体民族发生生存竞争的政治化过程中，这段历程伴随着国家认同的转移、民族认同的维护。基于特有的跨国性和民族性，海外华人的认同因为复杂的社会化进程而有了多重维度。对此，王赓武以“多重认同”来处理在分析华人对中国认同问题上整体性与复杂性间的平衡。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人数规模巨大的华人新移民群体的属性和新动向，该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追求更高的经济地位而进行国际（再）移民，并在祖籍国与迁入国之间进行跨国往来。在这个跨国移民和实践过程中，该移民群体表现出一种跨国民族主义。这种跨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全球各地区华人群体通过经济合作与民族文化交流，在寻求“经济资本”的动机驱动下糅合民族文化符号拓展“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又因为在跨国实践中习得横跨祖籍国与住在国间的多元文化，结合自身的增长性的公民权利意识而逐步形成全球公民意识，并在此框架内维护和推进祖籍国和住在国双方的国家利益。笔者认为，海外华人的“多重认同”可以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跨国认同等三个维度加以考察。这种跨国民族主义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实施指明了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在身份认同与利益的交汇处。在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主导、文化身份为情感纽带的民族认同的学理分析中，触及作为一种通过集体追求尊严感和归属感的情感因素——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比如，为了防止政府的文化歧视并保护本族体享有公共文化的权利，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一直致力于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构建。在这个反歧视的斗争历史中，出于民族自尊的马来西亚华人民族文化意识的起伏贯穿始终。可见，侨务公共外交所关涉的“民族认同”研究，也将还原了社会认同理论中关于形成社会认同的主要动力——自尊等情感需求因素，赋予温特所强调的“类属身份”以更具象的社会意义和情感功能，弥补建构主义只关注共同信仰而忽略民族感情、个人与群体情绪的局限性。华人与祖籍国侨务公共外交的认可与互动，从国家认同角度可以客观看到华人的政治身份自我定义，它占据多重认同因素中的主导地位；此外，通过民族认同用以评价华人族群同住在国其他民族的互动状况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最后，跨国认同可用以观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华人跨国性的族群性民族主义和公民性民族主义行为趋向并作为对华政策反馈的新风向标。概言之，“多重认同”模型不仅有助于联通建构主义与华人的学理研究，还因为客观描述和解释海外华人的发展动态而有助于廓清中国开展的侨务公共外交同华人的利益趋同点。
　　
　　（三）在关注华人族群认同新动向的同时，洞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认同的位移。建构主义等主流观念都认为，基于一定领土的“国家认同”与国际体系下的“民族认同”是重合的，并遵循黑格尔有关“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逻辑关系演绎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从理论上讲，民族认同指的是某一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将对方视为同一民族，并对该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产生的一种亲近态度，它包括民族成员在个体交往间的彼此认同和个人对民族整体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指的是生活在某一个国家内的公民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和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热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同。前者是一种原生性的人类学领域的概念，后者更多的是一种建构性和工具性的政治学概念。尽管两者由于地理范围的重合而存在一些交叉重合的地方，但实际上民族认同可以跨越国家界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认同是集体认同的最高形式，其建构与重构过程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双向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国家认同呈现出开放化和竞争化的趋向，开始出现一些替代性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跨国认同，华人一方面寻求同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群体进行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追求自我实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硅谷等地区的商务移民和技术移民以“太空人”模式穿梭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受到中国经济高增长和优惠政策的吸引，他们将家庭留在美国，而将事业转向中国大城市。利用双语文化语言优势，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中担当重要角色，或将美国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运用到中国上海、昆山等城市或侨乡。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便利化的交通与通信，它一方面使华人借助网络在民族共同体内部进行经济与文化交往，另一方面便利了华人的跨国流动。这种虚拟空间的互动和可流动实体空间的迁徙，使得这些华人散居者逐步淡化自身的国家认同；然而基于种族体征的内生性和祖籍国中国经济文化的辐射力，华人的民族认同却不容易蛰伏。也即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华人的跨国流动加快，原有的单一性和固定性的身份认同在松绑。在跨国场域里，华人在种族、民族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合性开始出现漂移，逐步形成复杂化的跨国认同。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在了解华人认同动态变化的同时，主要依靠文化教育项目与支持和拓展华商网络等载体和手段，同全球范围内华人进行互动。这种跨国互动和华人自身的国际流动，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领土国家与“去领土化”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张力。跨国民族主义认同有时也产生一种“去边界化”和“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ing）的效应，它以一种质疑同质化的跨国移民人口的方式出现。
　　
　　可见，民族认同的表达不仅内嵌于一个既定领土的国家实体，还嵌入于跨国实践与政治文化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跨国认同的华人散居者在同祖籍国与其他国家的实践互动，使得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合性悄然发生位移。
　　
　　四、结语
　　
　　因为彼此都强调文化、认同等观念性因素在国家利益和外交行为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侨务公共外交当属建构主义在外交与侨务工作领域的现实体现。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聚焦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也将为侨务公共外交的实践起着导航作用。反之，在深入规划和实施侨务公共外交战略路径时，势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身处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人群体进行微观研究。对此，认同理论因为汲取了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和人类学、社会学中相关理论精华而沟通了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并因为细入海外华人住在国国内及其多重认同而揭示了未来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既然建构主义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传播国际规范的功能，那么，它也需关注次国家行为体——一国内部某一民族和散居者在祖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影响力。为了客观把握这种施动与受动关系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对“类属身份”的研究。在国家内部的研究视角下，通过在集体层面塑造“多重认同”理论模型，一方面从民族认同等概念内容中还原“类属身份”的情感因素，以把握少数民族的真实动向和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从内群体（华族）与外群体（主体民族）的互动关系了解身份认同的变化机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建构主义突破当前这种建立在国家为单位的一维研究视角；相反，它从另一个维度窥探一国内部不同层次的集体认同的变化机理及其对国际体系的作用机制。而这种新维度无疑是未来建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领域学术建树的研究必需。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作者：林逢春，隆德新 （）（）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作者：林逢春，隆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