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基金会的优秀成果和实践经验不断革新着我国基金会的观念。我国基金会如何参与到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如何更好地参与到中国公共外交活动成为重要议题。通过了解中国基金会的现有国际活动情况,借鉴美国基金会发展的优秀经验,可以为我国基金会“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经历了从紧密联系到适度分离的过程,从现代化初期开始,中国形成了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作为一个典型正逐步浮出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水面。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涌入中国,加大了西方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冲击。这其中,如福特基金会等国外基金会已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它们传播了西方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带来西方的价值观。
中国基金会参与国际活动情况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基金会的概念,有的只是社区内建立在私人关系和邻里相助意义之上的传统慈善。而在西方,基金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一般认为,柏拉图对学院及农场的遗赠代表了萌芽时期的基金会理念。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制定了最早的基金会保护法,此法案被称作是“盎格鲁—撒克逊有关慈善法律的基石”。现代基金会的概念和制度产生于美国。在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衰退以及世界大战的打击,经历了基金会治理、运作中的种种恶行、丑闻打击之后,基金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成为国家第三部门的重要代表。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基金会国际性加强,大基金会在海外的活动分量明显增加。相对于政府,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开展国际活动。通过取得联合国咨商地位,他们在联合国体系中具备了合法的位置,在议程设定和政策制定、实施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向国内或援助对象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部分公共物品,来达到改善本国形象和传播西方文化的目的。总体上说,美国基金会与美国外交的关联更加明显,在各种场合总体上都是与美国官方外交保持一致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逐步改善民生,赤贫问题转变为相对贫困,国内公益受助市场将会逐步减少。同时,中国富人逐渐增多,中产阶级即将兴起,有能力、有意愿做公益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公益产业的升级、公益机构迈向国际市场成为必然。中国本土基金会的“国际化”趋势,将是中国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新特点。另外,随着我国公共外交的开展,基金会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将参与其中,其进行的国际活动将配合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更好地向外国公众表达我国国情,能够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价值理念。
我国基金会制度尚不够完善,开展的国际活动很少,大部分基金会还没有意识到参与国际工作的重要性。但已经有一些基金会开始尝试走出国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就是一个主要代表,其建立之初就以“增进国际友好”为宗旨,并提出了民间外交和公益事业相结合的理念和目标。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进行了国际化道路的探索,多次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国际紧急救援活动,并于2010年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共同设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中石油援非基金”,对苏丹妇幼保健系统进行援助。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通过与国内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将“希望工程”品牌带进了非洲。
总的来说,我国基金会的对外活动主要包括以下特点:(1)与国外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与大型跨国企业合作,这主要是进行海外筹款和募捐活动。据统计,“2009年我国基金会境外捐赠收入总量为15.22亿元,平均每家基金会境外捐赠收入为994.97万元,其中83家公募基金会的境外捐赠收入总量为6.51亿元,占153家基金会境外捐赠收入总量的42.77%,平均每家公募基金会境外捐赠收入为784.39万元,70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境外捐赠收入总量为8.71亿元,占总量的57.23%,平均每家非公募基金会境外捐赠收入为1244.64万元。”(2)对外交流活动以青少年和教育发展为主题。(3)多与联合国或下属的机构进行合作,常见的合作单位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4)举办大型会议或固定项目以促进国际交流,例如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中国消除贫困奖、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等,通过这些项目促进国际交流,鼓励对我国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国外有识之士。(5)对外援助项目多属紧急项目或扶贫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我们和你在一起”为主题对印尼、美国的紧急捐赠,“大爱无疆,善行非洲”为主题对非洲之角饥荒灾民紧急救援的行动等。(6)走出国门的基金会多为公募基金会,且主要合作对象多为国内企业,合作方式为定向捐赠,国内动员方式主要是为网络捐赠。(7)对外援助或扶贫项目涉及的领域为母婴健康和儿童发展。
基金会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员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中国发生的事情随时会成为国际舆论的主题。时代要求中国公众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通过公共外交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由于中国的不断发展,触及了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个别国家歪曲、丑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一些诸如“中国威胁论”“新非洲殖民主义”等口号甚嚣尘上。中国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促进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另外,公共外交的开展可以建设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促进中国形象的转变,提高国家地位。
在一国公共外交活动中,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生力军。基金会则因为严格的登记制度、充足的资金支持,不仅成为承担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角色,还在公共外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基金会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通道,不仅是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还在局势紧张时期,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或者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第二轨道外交的角色。同时,作为新思想产生的工厂,基金会在公共外交中承担着政策理念传播平台的重要功能。我国基金会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概括如下。
第一,进一步阐述我国政府外交理念,做政府外交的好帮手。将我国外交政策、对外援助政策融入到基金会对外活动研究中,明确我国基金会对外活动战略、原则与宗旨,在与他国进行对外交往和给予他国援助中,促进当地人民的福祉,达到与世界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目的。
第二,为企业开路,协同我国跨国企业回报当地社区。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8亿美元”。企业在利用当地资源的同时,应当适时适当地对当地社区进行企业回报。而基金会由于更加专业化和正规化,更方便参与到活动中,同时与基金会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第三,基金会参与到国际活动是对西方慈善制度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再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成了世界体制的一部分。我们在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时候,必须用别人懂得的语言、道理去说,一些国外优秀的制度和理念,我们应该善于并且敢于学习。基金会制度在西方世界源远流长,不仅可以在国内促进问题的解决,还能够通过捐赠、资助等方式对不发达国家乃至世界产生影响,解决世界性问题,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四,基金会进行对外援助活动也是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在考虑中国问题时必须考虑世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必然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基金会的外援活动,不仅是国家对责任的承担,还使得国民参与到国际活动中,拓展了我国民众的国际视野。
第五,基金会对我国优秀文化和发展经验进行广泛传播。不仅有利于世界更加了解我们,还利于塑造国家形象,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分享发展经验,促进当地民众生活的改善。
第六,基金会参与国际活动可以将我国民意传达给国际社会。不仅能够间接地表达我国政府的意见,与此同时还能够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基金会如何更好地参与公共外交活动
促进中国基金会走进国际社会,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基金会制度,提高基金会的可问责制度和可信度,建立基金会行业组织;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政府机构可适当的与之合作,一些对外援助活动不必亲力亲为;此外,提高企业对基金会参与的热情。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正在慢慢积累。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在工厂发展的同时应该回馈当地社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国际活动开展方面,基金会对外援助领域可以适当扩展。从现有情况看,我国基金会对外活动的主要关注点是青少年教育、妇婴保健、医疗和紧急救援等方面,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救助层次。美国基金会的主要领域有疾病预防、农业品种改良研究、贫困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环境和人口问题、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和贫困问题等突出的世界性问题,这些议题不仅仅涉及到自然科学,还涉及社会和人文科学,除了进行资金的捐赠还包括对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的研究和调研。
援助方式可以更加多样化。我国基金会主要援助方式包括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倾向于进行多机构联合项目。美国基金会援助方式较多,除了以上三种还包括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以及研究资助。
援助项目分布可以进一步扩展。美国基金会的影响遍布全球,而且不同的基金会有不同的关注方向,拉美、非洲地区都是基金会重点关注地区。我国基金会援助地区除紧急援助涉及亚洲和美洲以外,主要集中在非洲。这与我国官方对外援助项目分布相差甚远。
作为一种国际上通用的财富分享的慈善制度,基金会在国际上的种种善行活动都对改善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国家间的沟通与交流有着不可代替的促进作用,对跨文化交流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公共外交活动中重要角色。
作者:姜莹莹(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研究生) 汲立立(中共中央党校外交学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雪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