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应中促会邀请，能有机会代表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在“中非民间论坛”大会上发言。

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Association of Former Diplomats of China-AFDC）成立于1995年，由我国外交部前部领导、离退休的驻外大使、参赞等各级外交官组成。现有会员2800余人。联谊会是经民政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社会团体。2006年7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批准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为享有特殊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NGO）。

我会会员由于长期在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馆、领馆和国际机构工作，与国内外政界、经贸界、文教科技界、社会名流、社会团体以及国际组织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友好关系，对各国国情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是重要的外交人才资源宝库。

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成立17年来，本着“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发展友谊、推进合作”的精神，把我会搭建成从事公共外交的“平台”，办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建设、企业公司“走出去”牵线搭桥的“桥梁”。

目前，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下属共有四个项目：

一、“外交官之春”。我们在北京连续举办了11届。“外交官之春”已成为在京城享有名气的大型中外联谊活动。

二、中外能源合作智库。联谊会2008年底设立“中外能源合作智库”，目的是跟踪世界动荡起伏的能源形势，研究我国面对的能源问题，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我国能源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三、今年年初我们成立了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国际形势趋势性的变化，观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势力、新潮流在推动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重塑中所起的作用。，

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201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会创立了“中非合作圆桌会议”。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基本构想是：第一，它从民间角度配合和推动论坛各项举措的落实，促进中非合作的发展。第二，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宣介中国政府的对非政策，促进中国企业加深对我国对非合作互利共赢政策的理解。第三，“圆桌会议”努力为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中国企业之间相互学习借鉴提供机会。第四，利用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丰富的外交资源，对中国企业走向非洲进行必要的政策指引和提供业务咨询，为他们牵线搭桥，解决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去年11月，我们在海南省举办了第二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会后发表了重要的《万宁宣言》，对中非关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下面我想重点谈谈对“走出去”的看法。“走出去”是国家战略。在当前全球竞争激烈，国内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需从历史高度来审视这个重要战略问题。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未来前途呼唤着我们要迅速建立起更现代的经济模式去应对挑战，努力寻找中国经济下一轮腾飞的强劲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经济增长趋缓，企业效益滞增；资源消耗大，环保成本高；人民币升值，对外出口不畅；民间投资目标迷茫，消费热情不旺；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趋于紧张。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中国已有诸多表现。为避免这些，我们必须通过思路调整、战略调整、政策调整，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培养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增长点。为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敢地拥抱世界，鼓励中国企业加速走向世界，做大做强它们在海外的事业，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可持续增长需要企业迅速“走出去”来支撑。在“走出去”问题上我们有着如下思考：

（一）解放思想，正确理解国家财富和国家实力的全部含义。在重视高质量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要追求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强。我们对“强国论”要有全面看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GDP，该国海外企业的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也应看成重要指标。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要算境内的，境外的资产也应看成是国家整体财富的组成部分。两年前中国GDP迅速超过日本，重要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970.4亿美元，同年日本仅为59742.97亿美元。而去年中国的GNP只有日本的一半。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分析，并看透这一问题，就会感到要让国家富强起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给我国制造业成本和进出口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正是我国企业勇敢“走出去”的良好机遇。1985年9月美、日、英、德、法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引发了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使日本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十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年平均增速仅为1.2%。而这十年日本成功地完善了发展方式。正是这个十年中也是日本在海外投资激烈扩张的十年。从1983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总资产由2720亿美元增加到54025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目前日本海外经济规模相当于国内经济的1.58倍。我们企业要想在海外开辟天地，似应从日本过去20多年海外投资的正反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三）加速“走出去”要减少风险，正确战略选择十分重要。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要认真具体分析，根据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抉择。按照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世界各国进行分类排列。俄罗斯、独联体国家过去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老的模式相似。这些国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也在进行改革，但缺少资金。我们可以在这类国家直接投资，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那里有我国经济现代化亟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可利用他们经济衰退、产品周期性变化的时机，以资金购买其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并购他们的企业，也可以引进其生产线。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广大的非洲国家，它们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和非洲有着相同历史遭遇，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我们同命运，共利益。我们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友好国家的直接投资，合作共赢，多做有利于这些友好国家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事业。

（四）我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有力的政策扶持。我国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一系列涉及境外投资、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有关资金、税收、外汇管理、财务、人员外派等方面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有专门机构对投资海外的企业进行审查，并对投资的产业和行业进行评估，提供引导服务。在税收政策方面，可以与资本输入国或地区签署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对企业加强投资风险和企业道德行为教育，推动其多做有利于他国民生的事，树立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良好形象。

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关键时刻，“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应对国家美好前途充满信心。科学发展国家经济，鼓励我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