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1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处亲切会见了昔日的中国老朋友。在致词中，总统深情地追忆了数十年来与中方朋友的密切交往和友好合作，并盛情邀请老朋友们一起再度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商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他还用中文说了句：“你们办事，我放心”。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前七任大使都应邀出席了这次历史性活动。告别时，托卡耶夫向每位老大使赠送了一份“重礼”。
哈萨克斯坦总统送的这份礼物确实很沉，非同寻常。这也是我40多年外交生涯中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国礼”：一大瓶精装哈萨克斯坦国产10年陈酿X.O. 白兰地 ; 一大盒印有哈萨克斯坦鲜艳国旗的巧克力，内装16块大巧克力和40块小巧克力; 还有一本托卡耶夫回忆录（中哈文对照）。总重量为整整5公斤。我们这些老大使都七老八十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拎到十八号楼门外。回家后，我思量了半天，总统为何赠送这样温馨而贵重的礼物？
这次应邀参加会见的，都是从苏联时期就开始同托卡耶夫打交道的老朋友，而且双方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托卡耶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语言学院，1974年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20世纪70年代末，托卡耶夫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时，他的上司贾丕才就曾预言：“这个年轻的哈萨克人很有前途。”80年代初，我在莫斯科与他结识后的第一印象是，此人实诚、谦逊。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托卡耶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翻译参加高访接待，戈氏误把他当成中方翻译，夸其是“俄语讲得最好的中国人”。苏联解体后，他回哈萨克斯坦工作，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外长、总理、议会上院议长等职。
1992年11月，我随同钱其琛外长访哈，他是主管副部长，见到我时叫“老周”。我当时任副司长，就用俄文说：“你现在官比我大呀!”他用中文说：“那我还得称你为老周。”
2003年，我赴哈萨克斯坦工作。到任第三天，我就拜会托卡耶夫外长。见面时热烈拥抱，他的第一句话：“我们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后来，我真还多次找他帮助解决一些棘手难题。有一次，夜里我给他打电话，要求紧急会见。他说：“正因病住院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说：“有件十万火急的事，不行就去医院。”他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明天上午10点到我办公室来。”会见后，他亲自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报告，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2008年，中国中亚友好协会代表团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任议长的托卡耶夫亲自帮忙促成两国友协建立联系，并在议会接见代表团。除了表示积极支持加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外，他还说：“以后你们老大使来，我都要见。”
2014年，编撰《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一书时，我致函托卡耶夫议长，请老朋友拨冗为该文集作序。他很快就回复同意，并撰写了长达6页、内涵丰富的序言。其中指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贸易通道，实际上成为将东西方人类文明连接起来的第一个全球性工程。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薩克斯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分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哈中两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我们对两国人民间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是我的朋友，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哈萨克斯坦为此真诚地感谢他们。本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鲜明体现。
今年3月，当获悉托卡耶夫被提名为哈国总统候选人时，与他认识的所有中国朋友无不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明智的选择”，他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他当选总统后，我接受哈方采访时说：“新总统，新使命。我坚信，我们的老朋友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堪当大任。衷心祝愿他行稳致远，在继承中创新，书写新的历史辉煌！”
这次难忘的会见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于是就将会见合影和总统的礼物晒到网上，让其他朋友们也一起分享。结果不出所料，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哇塞，不忘老朋友”；“老托是有情有义的真朋友”；“会见真温馨，礼物太珍贵”；“沉甸甸的礼物，沉甸甸的友谊”；“这是情深意重的国礼啊，令人羡慕，值得珍藏”；“巧克力不出门，但标上国旗送友人，意义非凡呵”…… 有的老同学还留言：“看了眼馋，让我们也分享一块哈国的巧克力吧！”
都说“礼轻情谊重”，而托卡耶夫总统送给老朋友的礼物既重，情谊更深。他就是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老朋友。
周晓沛：中国原驻哈萨克斯坦大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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