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我的外公冯乃超从广州调回北京，他家里挂着一幅不大的油画。外公告诉我，那是日本友人鹿地亘画的。后来我才知，鹿地亘在抗日战争中曾任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长。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鹿地亘是日本左翼作家、日本共产党党员，曾任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书记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发表反战文章，因而被捕入狱。1935年他出狱后无法在日本立足，遂于次年1月逃亡中国。在上海，他与鲁迅等中国左翼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与同为反战作家的池田幸子结婚。夫妇二人积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上海沦陷后，鹿地亘夫妇避难香港。

1938年春，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当时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成立了政治部。负责抗战文化宣传的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向政治部部长陈诚提议邀请日本反战人士参加工作，并推荐了鹿地亘。据“重庆尘迹”写的《抗战在渝日人反战同盟》，鹿地亘 “经东京帝国大学校友冯乃超的介绍”到三厅工作。这种说法并非毫无缘由，因为鹿地亘晚年曾对采访他的菊池一隆说，冯乃超很不寻常，“在东京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他就曾是我们社团中的一员。”

不久，奉三厅指示，《救亡日报》编辑林林专程到香港把处于困顿和危险中的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他们抵达武汉后，受到郭沫若、沈钧儒、史沫特莱等二百余位中外人士的欢迎。鹿地亘在欢迎会上介绍了日本的反战运动，并预言：坐在巨大冰山上的法西斯“已被打得粉碎，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鹿地亘很快被聘为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少将待遇），副部长周恩来请鹿地亘夫妇“在郭沫若、冯乃超两位协助下，做些对日本军民的思想启蒙工作，同时也请尽可能为激励中国军民抗敌士气做些工作。”答应“尽力而为”的鹿地亘到主管中国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的第七处，成为事实上的顾问。这里，他与昔日的老校友冯乃超并肩工作。

生于日本横滨进步侨领家庭的冯乃超，在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左翼团体，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他闻大革命失败，毅然归国投身革命。冯乃超1930年初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起草理论纲领，先后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1932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严重破坏，冯乃超到武汉在其岳父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手下任职，继续秘密为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乃超从隐蔽状态走出。9月，他发表著名诗篇《诗歌的宣言》，号召诗人们起来，“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北平、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冯乃超先是组织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进而参与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筹备会书记，起草协会简章，出任“文协”常务理事。

这期间，冯乃超发表了一系列带指导性的文章，如《抗战与文艺》《文化人的出路》《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指出“中国文化界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掀起一个与全面抗战相配合的文化运动”。他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集合到‘为民族而斗争’这面旗帜之下而努力。”他大力提倡抗战诗歌、木刻、新戏剧等创作，称之为有力的“战斗武器”，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武装民众的手，而且更需要武装民众的头脑”。 

冯乃超在三厅工作

1938年春，冯乃超在第三厅七处任负责对敌宣传的上校科长，同时担任直接隶属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三厅特别支部书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冯乃超参与指导国统区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此外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三厅七处协助鹿地亘从事对日宣传。

这两位中日左翼作家在共同工作中成了亲密同志，他们一起编写日文宣传品，用于在前线散发、对日本国民广播及在日本上空投放；一起编写教材培训日语人才，还冒着炮火到前线慰问，向战士讲授对敌宣传，并教授日语喊话。冯乃超还将鹿地亘写的一些反战文学作品和时评翻译为中文在中国的报刊发表。在鹿地亘眼里，文弱的冯乃超是一位“胸襟开阔、宽容大度的文化干部”。

1938年8月，鹿地亘向军委会建议设立对日军战俘进行感化教育的收容所，这样的收容所先后在湖南、贵州、四川的一些地方设立。鹿地亘常到收容所讲演，与日军战俘谈话，还向他们讲解中国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经过他的耐心说服，一些曾狂热信奉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被感化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

武汉沦陷前夕，鹿地亘夫妇随三厅人员撤至湖南，在长沙大火中与冯乃超等脱险，一起乘车赴衡阳，辗转到贵州、广西。1939年春，冯乃超奉周恩来指示以政治部名义在桂林举办日语政治干部短期讲习学校，对各抗战部队抽调来的青年军官教授反战内容的日语。鹿地亘帮助冯乃超认真筹划科目，编写教材，并担任该校特别教官。

1939年鹿地亘与冯乃超在桂林

在桂期间，冯乃超帮助鹿地亘制定了创办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计划。1939年4月，他们二人到湖南衡山为国共联合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日本问题，一同面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商谈准备创建日本人反战同盟事宜。12月，鹿地亘从桂林临时俘虏收容所挑选觉悟的日军俘虏，在冯乃超协助下组建了在华日本士兵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出任负责人。不久，冯乃超带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前线工作队到桂林的《救亡日报》编辑部。随后，这些队员分三组深入昆仑关一带前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发射瓦解敌人军心的“语言子弹”。三位盟员为此献出了生命。

1940年春，鹿地亘写了反战话剧《三兄弟》，这出剧描写日本工人宫本一郎兄弟三人在战争期间遭到征兵、逼债、抓捕的悲惨遭遇，后来他们逐渐觉醒。话剧在宫本一郎高呼“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法西斯统治！”的口号声中结束。在桂林、柳州、贵阳等地演出后，《三兄弟》于6月在重庆公演。观后，冯乃超写了感言，指出：《三兄弟》的公演极有历史意义，它让中国广大民众能分辨打仗的日本人及参加抗战的日本人，“认清了敌人，也同时认清了这次战争的性质”；“证明中日两大民族有同甘共苦共存亡的共同命运。”不久，日本人反战同盟还组织一些转变的日俘演出电影《东亚之光》，用日俘之口来控诉日本军阀发动的不义战争。

鹿地亘率反战同盟盟员到战时陪都重庆不久，与冯乃超一起向周恩来汇报了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情况。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在重庆正式成立，郭沫若、冯乃超、老舍等人到会祝贺。反战同盟制定的“工作方针”申明要“协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之抗战，灭绝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大陆上一切代理人”。在重庆以鹿地亘为会长的反战同盟总部与在延安的野坂参三领导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支部通过电报秘密联系（见沈卫威发现的档案），遥相呼应。

1940年秋，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被改组为部属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仍为主任。“文工会”下设三个组，冯乃超为敌情研究组的组长，并继续在“文工会”内任中共特支书记，同时作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文委的成员在国统区文化界开展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监视。在此情况下，鹿地亘在同盟总部内设立“鹿地亘研究室”，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为中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及分析。冯乃超领导的“文工会”敌情研究组负责指导并协助这个研究室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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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鹿地亘、李声韵、冯乃超；前排左起：绿川英子、池田幸子

在重庆期间，冯乃超与鹿地亘两家住的地方很近，常相往来。鹿地亘夫妇的女儿晓子常跑到冯家来玩，亲切地叫冯乃超为“冯爸爸”。据胡风夫人梅志告诉我，在生活上，冯乃超给鹿地亘一家很多关照。感受到这种关爱的鹿地亘晚年对人说，冯乃超“是一位很好的人”。

1941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嗅出日本人反战同盟有共产主义味道，于是借一些盟员的离开下令解散其总部。

1941年冯乃超（前排左2）、朱洁夫（二排右2的成人）在重庆金刚坡下与鹿地亘夫妇及女儿晓子（前中）、绿川英子（前左6）及孩子剧团成员严良堃（2排左6）等合影

家里有一帧摄于1941年8月25日的“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临别留念”合影。反战同盟的人员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人；“文工会”人员有冯乃超和朱洁夫等。据严良堃（后曾任中央乐团团长）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与许立明、于沪生等几个孩子剧团成员与反战同盟成员举行“同乐会”后的合影。冯乃超曾负责安排孩子剧团的学习和活动，有时会带鹿地亘等日本友人去看望孩子剧团，还曾请孩子剧团与日本人反战同盟联欢。

然而，这次同乐会或告别会后，鹿地亘等日本人反战同盟核心人员并没有离开重庆，也没有结束反战工作，他们在政治部举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讲授对日军宣传，继续为反对侵略战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鹿地亘夫妇，盛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桂园长谈后，毛主席请冯乃超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1946年3月，在鹿地亘等人即将动身返日前，重庆21个文化团体举行欢送宴会。冯乃超撰文《欢送鹿地亘先生》，称鹿地亘夫妇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是“是清醒的日本人民在大战中派到中国来表明友谊的使节”、“是中国人民的患难中的朋友”、是“伟大的国际友人”，给鹿地亘等人及其在华工作以很高的评价和赞誉。

《中国の十年》封面 

鹿地亘归国后投身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1951年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其后，他致力于促进日中友好及文化交流，写了一些回忆在华战斗岁月的文字。在《中国の十年》一书中，鹿地亘多次提到冯乃超，写道：“抗战八年，我们两人之间每天形影不离，结下了情同兄弟的情谊”；冯乃超在抗战期间“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特别在重庆陷入反动期后，“他仍从容不迫很好地完成了文化界领路人的工作”；“他不仅受到所有同志们的爱戴，甚至让敌人都不得不敬佩。”鹿地亘一直深深怀念着这位老朋友，曾托人把自己的画作送给冯乃超；他期盼着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然而，直至1982年7月他去世也未能如愿。

1982年10月，鹿地亘的女儿坂田晓子到北京拜访冯乃超夫妇；在此前后，一些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老盟员也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冯乃超，送他一块签满他们姓名的绸布。1983年9月，冯乃超离世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反战老人纷纷发来唁电，表达了对冯乃超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

林林为纪念冯乃超百年诞辰题词

熟知这段历史的前中日友好协会兼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林写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乃超为对日宣传和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事务付出了不少心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是功不可没的。”2000年林林对我说，侵略国的人员在被侵略国家进行反战宣传举世少见；同时像你外公那样能赢得侵略国人员尊敬的人也很难得。他为纪念冯乃超百年诞辰题词“为世界和平、人类文明与日本人民同战斗的精神不朽”。

冯乃超和鹿地亘这对老朋友晚年虽未能再相见，但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却在延续。1985年清明节，坂田晓子再次来华访问，在我的外婆李声韵等家人陪同下到八宝山为她的“冯爸爸”扫墓。

 左起：冯爱珠、坂田晓子、冯真、李丹阳2005年秋合影于北京

坂田晓子2005年秋赠冯乃超外孙女李丹阳的笔记本

2005年秋，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的女儿坂田晓子应邀来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我随母亲冯真和日语娴熟的堂姨冯爱珠到她下榻的宾馆相见，彼此像老朋友那样交谈。临别，坂田晓子拿出礼物赠予我们家人。送给我的是一个有着红色枫叶封面的笔记本。后来，我把它郑重地转赠儿子刘畅，希望他能把这份友谊继续下去。

先辈们故去了，但他们的事业和精神被继承着。坂田晓子曾对一位日本学者说，父亲相信人民大众，并认为，为不让军国主义重演，“应在人民的纲领下进行工作。”这些年来，我采编关于回忆文化抗战的口述书，并几次在英国发起和推动抗战纪念活动，让人们不忘日本侵华的历史；同时也告诉大家，在日本有着像鹿地亘夫妇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那样的清醒人士，他们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好朋友。

（文：李丹阳，历史学者、冯乃超外孙女；鸣谢：冯爱珠（资深译审、冯乃超侄女）提供日文资料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