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对地球另一端的拉丁美洲来说，中国是一片遥远未知的大陆，中国对拉美也同样知之甚少。为了加强新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无数中国外交官远赴海外。徐贻聪大使就是其中一位。
结缘拉美 二十年走遍六国
1963年3月，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徐贻聪一生的方向。本打算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徐贻聪，被点名进入外交部工作，不久便被派往墨西哥。他与拉丁美洲的不解之缘从此开始了。从墨西哥到厄瓜多尔，从巴拿马到尼加拉瓜，从古巴到阿根廷……20年间他以不同身份常驻六国，足迹更是遍布拉美大地。
忆起当时在拉美的工作环境，徐贻聪表示，那时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一是我们人生地不熟，拉美对中国了解也很少，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许多事情需要慢慢摸索；二是中拉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中国人当时在拉美并不太受尊重。”徐大使提及，他刚到阿根廷的时候，当地人甚至会问他，中国人是不是都“梳小辫子，戴瓜皮帽”？让他哭笑不得。
“我感到有许多工作要做”，徐贻聪一刻也不敢懈怠。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与政府领导、军方官员以及当地人民结交朋友，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充分调研。他联系媒体，走进高校，介绍中国情况。他会见商界、企业界各方面人士，推动拉美同中国的经贸往来。
图为徐贻聪向阿根廷总统梅内姆递交国书后亲切交谈。
墨西哥32个州，他去过24个；在巴拿马工作时，他遍访中美洲国家做调研；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称他为阿根廷 “使团一号”，因为哪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
在徐贻聪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联系不断加强，双边交往不断升温。阿根廷的报纸上逐渐有了对中国的客观报道，古巴和厄瓜多尔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巴拿马的中企在他的联络下进入了科隆自贸区。
为国交友 推动拉美三国与中国关系
在徐贻聪撰写的《我与卡斯特罗》一书中，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和本书作者徐贻聪与书中主人公卡斯特罗都比较熟，但对 ‘老卡’没有老徐熟，对贻聪没有老卡熟。”
1994年6月3日，徐贻聪大使和夫人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为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庆祝“双6·3”（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6月3日，1994年6月3日是其63岁生日）。图为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两位兄长拉蒙·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徐贻聪大使夫妇在使馆内留影。
的确，徐贻聪与卡斯特罗的深厚情谊众所周知。二人常常促膝长谈，一聊便是数小时，最长一次甚至聊了9个小时。徐大使在采访中说，他们两人从中国的历史、中国革命史聊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外关系，卡斯特罗会问许多详细的问题，因此徐贻聪在每次与他会面前都会用很长时间做功课，以便给出最真实可靠的信息。
徐贻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准确的信息，让他成了卡斯特罗最信任的中国朋友。
徐大使讲到这段友情时说：“你要尊重人家，要诚恳地去交谈，在交谈当中要实事求是，不跟人瞎吹牛，也不要自卑。我们中国人各方面都在进步，这些都可以作为对外交往中的基础。你如实地介绍情况，他就对你感到亲切，越愿意跟你交谈。交谈多了，他对中国了解多了，你与他的朋友关系也就形成了。”
在驻外工作期间，徐贻聪同包括古巴最高领导人、厄瓜多尔的两位总统、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等拉美乃至世界的知名领导人，都成了交往甚密的朋友，被三国分别推誉为促进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有功之人，不仅受到国内相关部门的肯定，还分别获得了这些国家政府颁发给外国使节的荣誉勋章，厄瓜多尔政府更打破惯例由总统夫妇亲自出面授颁和宴请。
在他担任古巴大使期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1993年第一次赴古巴访问，1995年卡斯特罗带领古巴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古巴人更是称赞徐贻聪，说他“使中古关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为徐贻聪接受厄瓜多尔总统希斯托·杜朗颁发的勋章
在巴拿马孤军奋战 成中国与巴联系的“八大员”
在驻外期间，有一段经历让徐大使至今难忘。
1979年，徐贻聪忽然接到任务，要以新华社首席记者助手身份前往巴拿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需要扩大关系的关键时期，做一些全方位的工作。之后没多久，其他两位同事被调走，仅剩他一个人在巴拿马孤军奋战。
讲到这段经历，徐大使笑着说：“在巴拿马，人家叫我‘八大员’（办事员、联络员、译员、驾驶员、炊事员、招待员、打字员、电报员），那几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全方位的锻炼。”
作为记者，他每天要给新华社发稿。作为联络员，虽然两国没建交，但双方有许多互访和团组，他都要去组织和联络。有时候还要当翻译，偶尔请客还要自己下厨。
在那段每天都“四脚朝天”的日子里，徐贻聪为一些中国大的国营公司“走出去、请进来”进行联系、洽谈，帮助诸如中国纺织品公司、中国化工公司、中国远洋公司、中国银行等在国外设立机构穿针引线，形成协议；他结识华侨华人，促使他们为我国与所在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不断做出积极贡献，还动员他们积极协助我国在巴拿马举办的几次展览会的筹备和开放，40年后还被他们熟记；他还为数十个各类中国团组的出访以及这些国家相应的访华团组进行联络和安排。
徐贻聪常将自己的工作比作“万金油”。他说，“万金油”易得，但也经过了千锤百炼；“外交官”不难，但也需下足苦功夫。要做外交官，只要立志报国，励精图治，处处留心，点点入手，把各种知识特别是基本国情入脑入心，做到“需用即至”，得心应手，诚如周恩来总理要求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就能胜任无虞。对国家和社会如有“万金油”般的功能和效用，应该不虚一生。
为外交奉献一生 只求做个“合格的战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外交部也随即“挂牌”。
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交队伍是一支“文装解放军”。新中国成立70年，正是因着这一辈又一辈外交官的不懈努力，化解了无数困难，维护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今，中国这支外交队伍也走过了70年光辉岁月，而徐贻聪大使已经“摸爬滚打”了56年。尽管如此，中国资深外交官徐贻聪大使，仍仅用“还算是一名合格的战士”来形容自己。
回顾一生的工作经历，徐大使说：“身为外交官就是这样——不知道接下来要被派到哪里去，去了也不知道会遇上什么事情。但祖国交给我的任务，再困难也要完成。外交官，就是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