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一场惨无人道的种族大屠杀使卢旺达分崩离析，而且带走了近百万人的生命。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卫生体系也毁于一旦，许多医生和卫生工作者不幸遇害或逃离家乡。不到四分之一的儿童接种了疫苗。一场霍乱席卷了难民营。卢旺达有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死亡率和最短的预期寿命。卢旺达的未来一片渺茫。
如今，卢旺达在健康领域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当我被问及健康和发展方面的进步案例时，我就常以卢旺达为例。在那里，超过97%的婴儿接种了疫苗。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以及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的死亡率都直线下降。它的卫生体系已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很多人参与其中，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转变——从政府领导人到卫生工作者，再到卢旺达的人民。然而，有一个名字，因为在这场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被一次次提起。她就是艾格妮丝·比纳瓦霍医生（Dr. Agnes Binagwaho）。
作为一名医生、卢旺达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以及后来的卫生部长，艾格妮丝医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亲力亲为，为重建国家医疗体系做出了贡献。
她生于卢旺达，长于欧洲。在那场大屠杀后，她回到卢旺达，帮助国家重建。当时，卢旺达的医疗卫生资源极为匮乏，艾格妮丝医生从国外回来时，会把行李箱塞满医疗用品，来帮助照顾她的病人。
卢旺达的医疗体系能完成变革，根源于由艾格妮丝医生和卢旺达政府共同推动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想法，那就是这样一个信仰：不管收入高低、民族为何，也不管你家在哪，健康是每个人都应享受到的基本权利。
艾格妮丝医生写过一篇有关卢旺达经济复苏的文章，发表在《柳叶刀》上:“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和世界上其他那些经受了各类社会巨变的国家应该学到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它的人民。”
为了触及最贫困的家庭，卢旺达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他们挨家挨户地提供护理服务。政府建立了农村卫生部门，普及药品和卫生服务。他们还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计划。政府保健项目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和他们所负责的社区之间的信任。例如，这些卫生工作者是从他们所服务的村庄中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人民可以决定由谁来照顾他们。
虽然进一步加强卫生保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卢旺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其他贫困国家相比，该国的卫生系统在有限的预算下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堪称“奇迹”。
艾格妮丝医生很快就澄清了这个误解。“这不是奇迹，这是数以千计的专业医疗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她说, “卢旺达所做的一切都能以某种形式进行复制。”
艾格妮丝医生后来进入学术界，在新的职业道路上，她以分享卢旺达医疗保健方面的经验为目标。2016年离开卫生部后，她被任命为全球健康公平大学（Universityof Global Health Equity）的副校长，这所大学致力于培养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教他们如何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改善健康服务。
这所大学在2015年由非盈利性医疗保健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建立，我们的基金会也参与了对它的资助。该大学试图彻底革新世界上现行的卫生保健方式。新办法的重点是培养新一代的专业卫生保健人员，以提供更公平的卫生服务，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健康挑战，包括埃博拉等疾病，以及设计和推行更好的医疗保健系统。
目前的主校区设在首都基加利，并正在卢旺达北部的一个名为布塔洛（Butaro）的村庄建设新校区。把校区设置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够让学生亲历挑战，并拥有为卢旺达最贫穷的地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第一手机会。我期待看到这里的毕业生给未来全球健康带来的影响，他们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卢旺达的成功经验。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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