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做公共外交工作
我在海外很多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公共外交,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就当前新时代来说,就是要重点宣传中国“走出去”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致力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地位。现在根据回忆,写几个自己做公共外交工作的片段,与朋友们分享。
片段一:真的没想到
神秘、奇特、美丽、原始……凡去过的人,大多会用这些词汇来形容尼泊尔。可对我来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那片土地,却意味着不少的“想不到”。
想不到中尼两国人民的往来如此密切。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地处山区,境内群峰林立。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前往加德满都的行程肯定颇费周折。谁知查询航班后,我发现国内有多条航线连接尼泊尔。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些航线都很繁忙,有时往返加德满都一票难求。
想不到尼方给我如此高规格礼遇。我到加德满都后的首场外事活动是拜会尼军领导人。那天,在尼军总部门口迎接的拉亚马吉准将是我在印度任职时的旧相识。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他把我领到会见厅,而在会见厅等我的竟是尼军参谋长卡特瓦尔上将。上任第一次与尼军打交道就见到他们的最高将领,尼泊尔朋友的热情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想不到中尼两国的友好渊源如此深厚。加德满都的老王宫博物馆是尼泊尔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参观时,我了解到中尼之间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到过尼泊尔。元朝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还曾来华监造北京的白塔寺。
亲密友好的两国关系给我开展公共外交等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片段二:真心交朋友
在海外开展工作,重要条件之一,是要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我主要在南亚国家工作,南亚绝大部分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只要熟练掌握英语就基本解决了语言问题。过去,中国的老一辈外交官大多依靠翻译与朋友交往,但我觉得通过翻译就隔了一层,深不下去。现在,年轻一代语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还有一个熟练运用的问题,语言水平差,就交不深朋友,因此语言非常重要。
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保持外交的活跃度。我很少在办公室坐着,喜欢成天在外面跑,平均每天有四五场外交活动。早餐外交,起床就见朋友,既花费少,又比较随和,一杯咖啡、一份煎蛋、两片面包,一边享受一边聊天,迅速与朋友拉近距离。这样,一个月下来,就可与30多位朋友交往。朋友遇到困难,及时问寒问暖,尽力帮助解决。比如,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基兰患有哮喘,每到初冬季节就发作。我不但托朋友从国内带去药品,而且还送他御寒衣帽,他深受感动。他经常与我讨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问题,还请我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如此,通过数月真心交朋友,开展公共外交的局面就基本打开了,不但与党政军警高层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结交了与方方面面工作有关的一大批朋友,实现了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片段三:登上大讲台
参谋指挥学院是尼泊尔最高军事学府,这里不但有尼泊尔本国军队的学员,而且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家军队的学员。尼泊尔军队一般只邀请各国大使到参谋指挥学院介绍本国情况。针对外部势力在尼泊尔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在尼泊尔境内支持分裂势力活动,经精心做工作,尼泊尔军队特意安排我到其最高学府与学员开展交流。
为搞好这场活动,我们作了充分准备,从选题到细节,从演讲稿的编写,到PPT的制作,都一丝不苟。同时,在学院大厅布置板块,介绍中国情况和观点,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并亲自动手准备几道具有中国特色的菜肴,供学员下课后享用。此外,我们还向学院图书馆赠送近百册包括《中国智慧》、《解放军画报》、《中国共产党你了解多少》等在内的中英文双语书刊,并请孔子学院院长张树彬派老师在我演讲后表演中国传统文艺节目。
上讲台后,我开始时基本按我助手制作的PPT演讲,但感觉不自如,台下反应不太热烈。随机应变,我宣布现在脱稿演讲,随时可以互动。我以在南亚工作近20年的亲身感受,主要讲中国致力于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中国致力于南亚地区的共同发展繁荣,整堂课生动活泼,台下提问不断,台上应答自如,特别是美国学员表示,“看来中国并非威胁,对南亚发展是积极因素”,因此演讲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对此新华社和中新社进行了报道。
当然,这种随机应对式的演讲是有条件的,一是对外政策精神要吃透,二是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本功,阴阳顿挫、有声有色,才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三是脑子里情况要熟悉,知识要丰富。
片段四:爬山赴边境
中尼边境地区崇山峻岭,珠穆朗玛峰就位于两国边界上。中尼边境尼侧主要居住着藏传佛教宁玛派信徒。长期以来,外部势力与分裂势力相互勾结,试图利用中尼边境地区,破坏我藏区的社会稳定。为此,我经常走泥路,爬山地,登高峰,数次抵达海拔5380米的珠峰南坡,深入中尼边境地区,开展公共外交工作。
有一次,在尼泊尔共产党的一位议员和区委书记的陪同下,我前往吉隆口岸当面的拉苏瓦。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至中尼边境,只有两条单行道公路,一条通我吉隆口岸,一条通我樟木口岸,每下大雨,就会出现塌方,造成交通中断。这次正遇塌方,我们中途不得不徒步约5公里,翻越两个山头,费时4个多小时。
中尼边境尼侧非常落后,百姓非常贫穷。当地县长请客,也只能吃极其简单的尼泊尔套餐,县长、客人、司机同桌用餐。晚上,县长安排我们住最好的饭店,但最好的饭店也是几人睡一间,被子就是棉絮,没有被套,也就无法洗,因此臭味很浓,有的地方经常停电停水,没有通讯手机无法与外界联系。在此情况下,也就谈不上洗澡洗脸了,晚上只能和衣而眠。
因此,尼泊尔边民非常渴望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中国人的到来,受到夹道欢迎。在共产党区委书记的安排下,当地共产党组织举行数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请我发表讲话。我表示,维护中尼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必须依靠边境两侧百姓作出共同努力;中尼边境安全稳定了,才能提高边境的开放度,尼泊尔商人才能与中方一侧做生意,也才能解决尼侧边民生活必需品的来源问题;边境安宁开放,尼泊尔才能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约一个小时的简单道理,使他们明白了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和责任感。他们纷纷表示,“我们这个地区100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决不会出现‘藏独’标志,我们决不会允许外部势力和分裂势力破坏尼中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片段五:深入战乱区
军人在海外展示良好形象,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工作,有时候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印度,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走南闯北,做普通民众的工作;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立即前往总统府和电视台等重要目标所在地;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多次深入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查曼,头上战机轰鸣,眼前炮火连天;在非洲的刚果(金)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404天时间里,就有33位联合国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联合国维和人员,拿枪的执行强制和平任务,不拿枪的执行维护和平任务。军事观察员队伍由不拿枪的军官组成,任务是维护和平。我作为联合国驻刚果(金)军事观察员队伍的主要负责人,频繁赴刚果(金)全国各地观察点,与驻当地观察员队一起巡逻,不但了解情况帮助观察员队解决实际困难,而且与各派反政府武装接触,做工作敦促他们加入刚果(金)全国和平进程。
布尼亚的情况特别复杂,一个县范围内就有60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而且这个地方联合国维和人员经常遭伏击。因此,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维和人员尽量避免与当地反政府武装接触。
我抵布尼亚时,当地联合国观察员队反映,当地反政府武装组织头目纷纷抱怨,联合国高官都不愿见他们。我随即表示,只要他们有要求,我都愿意见。几天时间,我深入各派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巢穴,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与他们共餐共饮交朋友,给他们讲述和平进程的重要性。我在这里的角色,不但代表联合国,更多的则是在展示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他们感受到,中国军人的话可信,中国人是真诚的朋友,因此不少都放下武器,加入了刚果(金)全国的和平进程。
作者:成锡忠(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