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历史进程中，体育外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在建国初期，为化解国际矛盾，宣传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为实践国家外交战略方针等方面谱写了令人瞩目的篇章。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体育外交对拓展国家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助推更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又有了新的作为和贡献。其中，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的一系列体育外交重大举措，正是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重要一环。
　　

萨马兰奇登上长城八达岭高峰，回味毛主席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感慨万千

　　搭上体育外交的航船
　　
　　我与我国体育界的国际交往和国际体育赛事结缘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算起。那时我国的西班牙文翻译为数不多，我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临时工作。通过接待来访体育团队或陪团出国访问，以及参加大型国际比赛的接待，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拓展了我的体育外交视野，并成就了后来炽烈的奥运梦想。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作为翻译参加197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兵乓球邀请赛的那段经历。整个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在86个参赛国中有26个是非建交国。我作为翻译，不仅参加了赛事的翻译工作，还与未建交国家的乒乓球队沟通和探索发展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从体育交往入手，打开封闭大门的一角，进而推动各方面关系的发展，真不失为“乒乓外交”的又一重大收获。通过这次活动，使我对体育盛会在展示东道国的国际形象，振奋东道国民众的团结意识和沟通各国人民联系及促进相互了解等方面的重大作用有了切身的感受。回想起来，一些当时未建交的国家，后来正是通过体育交往，逐步增加同我国的往来并建立友好联系的。这就是体育外交的多功能啊！
　　
　　结识奥林匹克巨人——萨马兰奇
　　
　　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因此，中国奥委会毅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但是到了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他提出了调整方针的思路。国家体委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曾和我谈起，说邓小平同志曾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说，“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邓小平还说，“申请加入体育组织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发表声明，一种是给国际体育组织直接写信。朋友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态度去斗争。这样比我们不声不响要好嘛！”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方针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对参加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应持有的态度。
　　
　　在解决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地位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他是1978年4月21日抵达北京的。在与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见面时，他表示此次访华负有重要使命，因此，访问期间他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同时根据需要参观一些体育设施。他强调，此行的目的绝不是游览，若有这方面的安排，可以由他夫人代表他去外地访问。会谈开始后，萨马兰奇首先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盛会，它以广泛性和参与性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包括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不完整的。萨马兰奇的这番话说的铿锵有力，是他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我国的真诚友好。而这最后一句话，则清楚地表明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强决心。
　　
　　会谈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根据这种情况，何振梁同志利用陪同活动的各种机会，向萨马兰奇进一步做工作，从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态度。萨马兰奇在琢磨这些道理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几轮会谈的交流，他觉得有了眉目。最后他说，他相信台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解决。他表示：“当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他分析说：“因为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但是，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就不好说了。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思路敏捷的萨马兰奇转而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提出要求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他对此显得很有信心，相信这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奥委会容易操作的办法。
　　
　　4月23日，路金栋副主任陪同萨马兰奇一行到长城游览，在八达岭，我指着那蜿蜒起伏的巨龙介绍说，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气概的象征，并引用了毛主席诗词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名句。萨马兰奇听后频频点头，对长城这一古代宏伟工程赞不绝口，并若有所思地说：“是啊，以这样的气概，相信有朝一日中国运动员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时，将会有多么灿烂的景象啊！”的确，重返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展现大国风采，这将是我国体育外交的重大胜利。我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
　　
　　萨马兰奇访华回去以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几次全会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确地提出要求台湾改名的方案。他说：“国际奥委会应尽一切努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第一步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国。”
　　
　　在萨马兰奇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义的朋友们的坚决斗争之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屈指算来，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整整经历了28个年头。这是我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巨大胜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挡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大展雄风，为加深世界人民的友谊和世界体育的发展，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作者与奥申委网站工作人员一起欢庆申奥成功。

　　难忘的北京申奥之旅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我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华大地上点燃奥运圣火的憧憬成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亿万民众的共同心愿。
　　
　　1982年3月和1984年10月我国国庆35周年时，萨马兰奇先后两次访华，邓小平分别与他会面，并就萨马兰奇热情地提出的中国应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和考虑在某个时间举办奥运会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据何振梁告诉我，邓小平说，能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虽然目前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将来，总会有可能实现的一天！我们原意等待！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见已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时，正式把我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萨马兰奇，他听了后非常高兴，认为中国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他愿尽绵薄之力给予帮助。
　　
　　1991年2月。中央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时我正在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想到奥运之梦有了实现的契机，我真是欣喜万分。于是，根据国内指示和使馆工作部署，我重点做厄瓜多尔体育部门、厄奥委会和体育组织领导人以及新闻媒体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和北京的发展变化，北京申奥的目的、意义和优势，希望得到厄瓜多尔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支持。我还根据拉美人重视个人友情和家庭亲情的特点，建议王钢华大使和夫人出面，同厄瓜多尔体育界和新闻界负责人士举行家庭联谊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体育部门的负责人对我说，虽然厄瓜多尔在国际奥委会中没有委员，但是，它是拉丁美洲奥林匹克联合会的成员，在涉及选举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问题上，联合会起着协调拉美委员立场的作用，届时，他一定会为中国说话。同时，在十六位拉美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有像巴拿巴、危地马拉等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也愿意为中国去说服他们。
　　
　　1993年4月，我出任驻玻利维亚大使时，北京的申奥工作已到了紧锣密鼓的阶段。尽管拉巴斯的高原反应频频困扰着我，但我为北京申奥做工作的热情有增无减，我利用各种机会做玻利维亚体育界负责人的工作，组织使馆人员编写、翻译宣传资料向外发放，有些资料，不但在当地报刊发表，还传到了周边的秘鲁、智利等邻国。除此之外，还向新闻界举行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记得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向我发问，说中国的“民主”“人权”记录不佳，怎么能举办奥运会呢？听到这样的挑畔性提问，我心里明白，由于当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华势力兴风作浪，蓄意攻击我们，而不少善良的人们又不明真相，故我认为这正是我争取舆论、做好宣传的机会。于是，我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答复他：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见证。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奴役和国内反动统治阶段的压迫剥削，根本没有民主，人权可言。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民主政治才得到不断发扬，人权状况才不断得到改善。我不知道记者先生刚才提到的所谓“记录”是何时何地，由何人所炮制，但任何一个不持偏见的人，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去看一看，去问一问中国的普通百姓，那么他很快就会被一个政治上充满朝气，经济蓬勃发展，人民意气风发的中国所感动。至于申办奥运会，北京有其申办的充分理由和很多优势。我这里有一份材料可供你参阅。在国际社会中，有人企图以政治干涉奥林匹克事务，这种做法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也是不得人心的！这一席话赢得了在场记者的赞许，而那位提问的西方记者则在一旁悻悻地低着头。
　　
　　就在这个时期，我国在拉美的奥运外交也紧锣密鼓地铺展开来。我国驻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的大使或根据国内指示或根据当地情况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重点是对驻在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工作。这里必须提及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是，面对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以“民主”，“人权”，“西藏问题”为借口掀起的阵阵反华恶浪，在拉美响起了一片对我强有力的支持声。1992年3月，秘鲁32名议员联名写信给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支持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接着，拉美其他国家的一些友好议员和人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这些正义的呼声确实是对北京申办奥运的有力支持。
　　
　　在拉美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最有影响的是墨西哥的拉涅亚和巴西的阿维兰热。前者是国际奥委会执委，墨西哥《太阳报》的董事长，有媒体大王之称，又是拉美国际奥林匹克联合会的主席。后者是国际足联主席，从1974年起就一直为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的地位而努力。他们都对北京申奥表示了支持，对我极为有利。考虑到争取和巩固拉美选票的重要性，经国内外协商，决定利用拉美奥林匹克联合会这个渠道做工作。遂通过我驻墨西哥大使黄士康的协调，由拉涅亚发出邀请，北京奥申委派出代表团出席了拉美奥林匹克联合会于1992年举行的大会。这样，就为我们广泛深入地做拉美委员、特别是未建交国委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真是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北京奥申委的大力工作和国外使馆的密切配合，从后来反馈的消息看，拉美大部分委员都投了支持中国的票。
　　
　　1993年9月23日的表决，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与奥运失之交臂。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虽然对奥运的最后结果有两种可能性我也有思想准备，因为江泽民总书记曾这样指示：“对体育工作历来的态度就是一句话，六个字：“胜不骄，败不馁”，申办奥运会也是这样，无论申办是否成功，买卖不成仁义在，中国对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始终积极支持。”但我一想到西方政界以各种诡诈的手段施加的强大政治压力，想到欧美集团联手围堵我们，想到竞争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地收买拉票，我实在难以平抑内心的气愤。因为我坚信：如果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如果处在公正的决战场上，我们肯定有望成为胜利者。我就是在梦中也呼唤这一天的到来！
　　
　　投身奥申委网站——为五环辉映中华出力
　　
　　1999年4月7日，我国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接着，一连串的筹备工作铺天盖地的开展起来。2000年4月，北京奥申委人事部与我联系、询问我能否参加奥申委宣传部的工作。当时我刚从驻乌拉圭大使的岗位上退下来，又接受一些写作任务，事情还真不少。但听到去奥申委工作，我马上一口应允下来。我想，我再忙也要为申奥工作献出一份微薄之力，因为中国举办奥运我期待已久。于是，从2000年6月起我正式投入奥申委网站的工作，担任西班牙文版主编。网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好在页面设计、栏目安排都已有专人负责，因此，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办出西班牙文版的特点。
　　
　　当然，首先是从内容上下工夫。我的原则是“准确、精炼、生动”。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我们把奥申委准备上网用的洋洋20万字的中文稿筛选编译，加上从有关外文书报杂志上选用的生动材料，以短小精干的形式分别设置到各栏目中，编排出了颇有新意的版面，并于2000年8月26日正式在网上开通了西文版。不久，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和波多黎各等地朋友的邮件，他们对我们的页面表示满意。一位在墨西哥学设计的学生更是“主动请缨”，表示只要有需要，他愿为北京申奥做设计工作。还有委内瑞拉等拉美朋友，向我们致以申奥成功的祝福。读着这些充满友好情意的邮件，我十分感动。的确，我们的申奥离不开各国人民的支持。
　　
　　网站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十分看重他的时效性和活材料。因此，每当有重大活动时，如入围表决、评估团访问等，我们都轮流值班，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消息。另一方面，我又尽量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让人们对网站有亲近感。为此，我们先后采访了古巴、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秘鲁专家，他们以北京迅猛发展的见证人身份，甚至以自己也是“北京公民”的身份，表明了他们支持北京申奥的态度。这些采访在网上发表后反映都很好。
　　
　　从加强网站宣传效果出发，我认为有更多的外国友人和新闻界人士写文章和发表评论，会更有说服力，在国外公众中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也更有利于对北京申奥的支持。所以，在和驻京的埃菲社和拉美通讯社取得联系后，我们主动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外宣材料。还安排西班牙语诸家大报的专稿撰写人、秘鲁著名记者阿尔赛采访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他们的报道既肯定了北京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被认为是“客观”、“公允”的。由于他们一致认为北京最有实力，因而对我方十分有利。
　　
　　此外，我也很重视把网站作为与国外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因此，每当有信息反馈和国外有来信时，我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贺必谢。这不仅是因为长年外交工作养成的礼貌习惯所致，也是我认为网站可以发挥的一大优势。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使网站变得更有人情味，也更受大众欢迎。记得智利一位友人来信说，从他收到的我们的回复中，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他相信这样的人民申奥一定会成功的。
　　
　　在网站工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体会不少，收获很多，但是，如同园丁一样，当看到付出有所收获时，那喜悦的心情，幸福的感觉是难以名状的。为申奥成功出过一点力，将成为我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走访北京奥申委办公室，表示坚决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奥运星光普照中华大地
　　
　　2001年7月13日，我和北京奥申委的留守人员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10时10分，当电视屏幕聚焦国际奥委会投票现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郑重宣布北京当选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我和在场的人顿时欢腾起来，感情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开。整个中华大地顿时呈现出一片欢呼雀跃的壮丽景象。而我们网站的工作人员更是相互击掌道喜，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抒发自己对申奥成功的喜悦之情。
　　
　　当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得知我曾担任过我国驻外大使时，便对我进行了采访：“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大使，此时此刻有何感想？”我说：“这是中国体育外交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令人兴奋无比！我再一次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无比骄傲！”记者接着又问道：“你能不能具体说几句？”我说：“在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岁月，在中国人被描绘为‘一盘散沙’的年代，在中国人与狗一起被列为‘不得进入’自己国土上的公园的时代，中国和中国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有什么地位可言？不要说举办奥运会，就是派团参加奥运会也是久久不能如愿的一大梦想。真是弱国无外交啊！而只有今天，当中国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力蒸蒸日上，民族团结奋发，其成就和地位被举世公认之时，当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之时，才会有今天北京申奥的胜利，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我一边说，止不住的泪水一边扑簌簌地往下流。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在奥运之梦终于成为现实的此时此刻，那多少年来郁结在我心中的感情狂潮汹涌澎湃，一幕幕难以忘怀的往事又都浮现在我眼前.......

  （作者：汤铭新，中国前驻玻利维亚、乌拉圭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