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蓝色西装，头发有点花白，一副老花眼镜抓在手上……昨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来到长沙望城区参加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城市（城区）联盟第一次峰会。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李肇星，在与记者长达1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他知识渊博、为人亲和、风趣幽默、记忆惊人的风采，言语之间透露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挚诚之心。他称赞到望城“身在花园难辨城乡”，特意赋诗一首《初到望城》。
谈生态：年轻人结婚种两棵树吧
1965年，24岁的李肇星曾经来过长沙。此次，是他第一次来到雷锋的家乡望城区。
谈起“乡村旅游”，李肇星自称是“外行”。他说，自己是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特别喜欢农村。
“全世界我去过183个国家，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外国也有不少。”李肇星说，西方的外国领导人其实都很看重农业。
“美国前总统卡特离开白宫之后，请我和我夫人到他位于美国南部农村的家里去吃饭，他很骄傲的是自己会种花生。”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是我朋友，他告诉我，自己常利用空余时间专门研究农业灌溉问题，还学会了使用电脑，用电脑来计算每一棵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从发芽到成熟、结果，需要什么不同的养分，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的节水目标。”李肇星说，因为这个国家比较缺水，自己很感动。“现代农业需要做到的事情之一应该是节能减排，这有利于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我还去过一个国家，科威特，鼓励老百姓栽树，谁栽树就奖励。”李肇星说，当然望城做得很好，我们要继续发扬、继续努力。他勉励大家，要多植树多栽花，不露黄。“结婚的时候不要大吃大喝，我推荐，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小两口在结婚的时候栽两棵树，天天浇灌，一起培育，看着树越长越漂亮。”
谈形象：每个人都代表着国家
“现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出国的多了，在国外，每个人都是咱们国家的一张名片，你干了好事他们会说中国不错，如果干了不当呢，就会相反。”李肇星说，实际上每个人在外国人面前或者在国外，一言一行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他举了一个例子，自己曾碰见过一个中国小孩，是残疾人，坐着轮椅上小学。后来他爸爸妈妈到美国工作，他又去美国上小学，也是坐轮椅。李肇星的夫人就问他，“小朋友，中国、美国的小学你都上了，你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小学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小孩很激动，说“我当然很喜欢祖国了，但是我在国内上小学时，我不喜欢同学甚至周围的大人说我是瘸子，笑话我，我很难过。在美国上小学，所有的同学和老师对我都很善意，总是帮助我。”“你说这是不是公共外交？很平常的事，也应该把它当做一种外交来看待，因为涉及祖国的尊严和形象。”李肇星感慨地说。
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国内有位大企业家到欧洲访问，到外面餐馆吃饭时，他不知道吃饭浪费食物太多就要打包，如果不打包就会罚款。那个企业家摆架子说不需要，自己有钱。结果餐馆方面就要罚款，他说不交，交过餐费了。人家说你是交过钱了，但你得把剩菜打包带走。“浪费粮食，实际上丢的是国家的脸。”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英文水平很高，不过他说自己不喜欢中文夹杂英语，“如果中文没有的拿英文来借鉴可以，但如果中文有，非要拿英文来展示，这不是我的做法。”
谈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之路
近几年外国对中国的评价越来越多，李肇星认为，大多数是正面评价：“我认为我们的朋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跟我们的建交国家有170多个，大多数反映很好。”
李肇星说，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跟西方一些国家一两个世纪前通过损人利己的办法实现所谓的“崛起”相比，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靠着汗水和智慧逐步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对外国来讲也是机遇，我们追求的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我们国家确实地大，还是个海洋大国，但真的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没有一滴水是多余的。只要是中国的，我们就必须保卫好，不是的我们不会要，真的！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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