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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救助无效去世，享年69岁。
尽管，这几日有关达叔病情的消息让大家有了心理准备。
但当#吴孟达去世#的热搜出现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微博上，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表达对达叔的追忆与哀悼。
最令人泪目的，是昔日黄金搭档周星驰听闻消息后的反应——“现时我还无法接受”。
周星驰与吴孟达的合作电影，是我们童年的快乐回忆。
达叔曾说过，只要他还活着，星爷还拍戏，他俩就会有合作的机会。
如今，我们再也等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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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里，达叔一直在演配角，并且大多演的都是周星驰的配角。
师兄看星爷的电影时，潜意识会去寻找达叔的身影，按照现在的“磕言磕语”来讲，那就是——把这对黄金cp给我锁死！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鹿鼎记》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
《破坏之王》
虽然总是演配角，达叔却不会因此心生不甘，反而甘之如饴。
对他而言，戏无大小，因为在他的演出里，自己就是主演。
在达叔后期的作品里，确实为了生计出演了一些“烂片”，他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没有人是故意拍一部烂片，
我人生每部戏都以为我是要做好东西，
但往往做不到。”
没有人是故意要选择一个错误选项，只不过在做抉择的当时，都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达叔是有信念感的，他有着过硬的演技，他演活了太多的小人物，演绎着他们的悲欢离合。
而在现实中，吴孟达无法逃避资本市场的逐利。
以至于后来所选剧本的口碑不好，被观众骂恰烂钱。
但，并不会有人质疑达叔的演技，他的表演始终不会降级。
《流浪地球》
于《流浪地球》幕后纪录片里，我们得以窥见达叔用生命演戏的认真：
66岁的他身着40多斤重的衣物，饰演生活在2075年的76岁老人——韩子昂。由于身体负荷太大，多次昏倒，以至于第一次因拍戏落泪。
在最终的影片里，我们被他演的人物所感动。
在那个冷冰冰的世界里，韩子昂是有“温度”的。
99年出生的韩子昂，爱听海草舞，爱刷抖音，是个活脱脱的恋旧“95后”。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去掉头盔，呼吸着上海的空气。
这是他的故乡。
现实中的达叔也是有温度的，他选择在电影大爆后只收取应有的20万合约酬金。
因为：
身为中国人对祖国的爱，身为电影人对中国电影事业的祝福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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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达的演绎生涯有起有落。
20岁时，他报考了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和周润发、郑少秋、杜琪峰、林岭东等人是同学。
吴孟达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五名。
但由于出名较早，过起了纸醉金迷的赌博生活，欠下了30万港币的赌债。
他找周润发借钱，却被拒之门外。
他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可能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才能将小人物的无助与悲凉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活总是荒诞的，但吴孟达并没有向荒诞屈服。
他反思自己并重新钻研演技，终于在1985年的《新扎师兄》中，绽放了自己。
而周润发也并没有真的放弃帮助自己的昔日同窗好友，他在背后力荐吴孟达出演《天若有情》。
吴孟达也凭借自己的实力，抓住了这次机会，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
之后，就是我们熟知的和周星驰合作的无厘头系列。
星爷与达叔的合作，始终是有神奇磁场的。两个人亦父亦友，总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自1990年的《赌圣》开始，《逃学威龙》、《鹿鼎记》、《审死官》、《逃学威龙2》、《破坏之王》、《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百变星君》、《食神》，直至2001年《少林足球》——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两人只要一起出现在荧幕，我们就能预见将要收获的无限快乐。
《少林足球》之后，吴孟达与周星驰已有二十年没合作过，而网上也开始四处流传着两人不合的传言。
可谣言不攻自破，当得知达叔患病，周星驰仍会在第一时间致电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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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龃龉与否，早已不重要。
物理距离的疏离并不会阻碍心与心之间的亲密。
清南师兄认为，成长意味着体会生活的荒诞，被生活左右前进方向与选择，尽管受挫但仍有勇气面对生活。达叔不仅给我们带来幼时的欢乐，还用其专业的演技撼动我们的心灵，更在人生轨迹上让我们敬佩。
达叔参加节目时候的另一个承诺，我们也还记得：
您说您不会掉队的，我们都在等您践行承诺，给我们带来您和星爷的合作电影。
您是一个合格的骗子，用您的演技骗了观众。
但我不愿做一个白嫖的小偷
欠星爷的那张电影票里，其中一半是你吴孟达的
吴孟达加周星驰才等于童年快乐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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