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就被派往我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六年时间里，曾先后与三任大使一起共事。他们分别是姚广大使、章文晋大使和王栋大使。今年是我国在加拿大建立大使馆五十周年（中国与加拿大于1970年10月13日建立外交关系，次年一月建馆），我愿借此时机，将这三位大使的一些平凡而又感人的小故事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
姚广和王栋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而章文晋则是很早就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老革命。六年中，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认真和勤奋，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都已先后故去，但他们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令人难忘。
姚广大使于1972年3月至1973年9月任我驻加拿大大使。那时，我国和美国尚未正式建交。因此，对美国的许多调研工作都落在了我驻加拿大使馆身上。姚广大使对调研工作抓得很紧。他自己不懂英文，但他每天都坚持让外文干部给他译读当地报纸和美国的主流报纸，每天晚上他还坚持让翻译给他现场翻译当天的电视新闻。他这种认真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外文干部。
当时，调研任务繁重，加班是经常的事，姚广大使经常很晚才能休息。使馆厨师很关心他的身体，有时给他做点夜宵送过去。姚广大使是山西人，喜欢吃面条。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搞特殊化，每次他只请厨师给他下一碗面，不许厨师换花样，对此，厨师也很感动。
作者和姚广大使（左一）合影留念
我当时在使馆办公室工作，他特别叮嘱我，不要为他另开小灶，如加班需要吃夜宵，面条就很好。他还对我说，战争年代，我们经常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晚上能在老乡的热炕上睡个安稳觉，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现在的条件，好的跟过去没法比！我们应该多考虑如何为党和国家多做工作。姚广大使这些朴实的语言，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担任了一国大使，我的一些平民作风就是从他身上学来的。
姚广大使于1973年离开加拿大后又先后任驻墨西哥、埃及和法国大使。1982年他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我后来回国后在礼宾司工作期间能经常见到他，每次见面我们都交谈很长时间，他总是勉励我好好工作，不负年华。分别时，他还总不忘向我爱人问好。他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首长、老领导。
章文晋大使早年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周总理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早在1971年7月8日，他曾作为中方先遣组组长率队去巴基斯坦迎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从此掀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由他去执行这一特殊使命，足显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充分信任和倚重。
章文晋大使（右一）和基辛格博士（右二）
章大使于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任我驻加拿大大使。他工作勤奋，作风严谨，谈吐儒雅，君子风范。在与他共事的几年里，我经常陪同他一起出席各种形式的招待会。他的英文极好，无需我作翻译。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去和外宾交谈，以提高自己的外文水平和外交经验。
每次招待会，他总是去的较早，走的较晚，一直在和外宾谈话交流。回到使馆后，如有重要情况，他会马上自拟电报，报回国内。
章文晋大使的这种工作作风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我后来开展外交工作帮助很大。在他担任驻加大使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加关系是双方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时双方经贸、文化和科技交往密切，高层交往也开始启动。
周恩来总理陪同特鲁多总理夫妇到外地参观。图为参观洛阳龙门石窟时合影留念。左一为章文晋大使。
时任总理特鲁多（现在的小特鲁多总理之父）成功访华，受到中方热情友好的接待和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和他交谈甚欢，特鲁多总理特别高兴。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还抽空亲自陪同他去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周总理极少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访问。当时中加两国关系的友好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向极少出席吊唁活动的特鲁多总理打破常规，冒着严寒，亲临我驻加使馆参加吊唁活动。这充分显示出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和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章文晋大使于1976年12月奉调回国，并于1978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83年，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亲自点名已年近七旬的章文晋同志为第二任驻美国大使。邓小平同志当时认为，只有他才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1986年，他离开美国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事民间外交活动。
提到王栋大使，他本人与加拿大还有一段历史渊源。1970年10月13日，在他担任驻瑞典大使时，与加拿大时任驻瑞典大使玛格尔经过15轮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建交公报。公报中，加方用“注意到中国政府立场”这一独创性表述，巧妙地化解了中加双方在表述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被称为“加拿大模式”，颇受国际社会赞誉。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后，很快又有不少西方国家先后与我国建交，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建交潮。对此，王栋大使确实是功不可没。
我与王栋大使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对他也印象深刻。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全身上下都透着老八路的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无私无畏；在和平年代他仍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夫人刘枫曾告诉我说，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他带领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在大山沟里周旋了一个多月。等敌人走后，他们得以出山时，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身上长满虱子，完全跟乞丐差不多。但是他们依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休整几天后，他又带领大家活跃在抗战的第一线。听到这些，我立刻对这位年纪不大、个子不高、貌不惊人的老革命肃然起敬。
作者和王栋大使（左二）出席使馆活动，合影留念
王栋大使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另一件事是与外宾一起钓鱼的活动。
1978年深秋的一天，他让我安排与匈牙利驻加拿大大使一起去渥太华郊外的一个湖边钓鱼。当时我还很纳闷，钓鱼就钓鱼呗，为何还要和外国人一起去呢？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匈牙利驻加拿大大使来加之前曾在匈牙利国内的某经济部门任职。
那个时期，匈牙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经济转型走的比较早，效果比较好的一个。在国内，我们也在探索经济上的改革。因此，王栋大使就利用钓鱼的机会，悄悄地向对方取经。这次名义上的钓鱼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研讨会。事后，王栋大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回国内，以供参考，没有丝毫的耽搁。一件小事就把王栋大使的拳拳爱国爱党之心充分展现了出来，令我十分感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王栋大使于1977年7月至1983年2月任我驻加拿大大使近六年时间。由于早年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历对他的身体损害很大，以致后来他身患多种疾病。他于1985年不幸去世，享年63岁，可谓英年早逝。中国的外交战线少了一位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实干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实在是可惜。
六年的使馆工作经历，是我外交生涯的第一步。我就是在这三位德高望重、亦师亦友的老外交家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我在外交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与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在外交战线上的无私奉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缅怀和纪念。
谨以此文纪念我国在加拿大建立使馆五十周年，缅怀为中加友谊作出过积极贡献的外交老前辈。
作者简介
张直鉴，1945年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局长，中国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街活动站退休干部。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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