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来说,2000年春节可谓是一个盛况空前、意义重大的节庆活动。
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德拉鲁阿总统偕夫人佩尔蒂内女士和外交部长贾瓦里尼夫妇等,于2月4日晚(农历除夕)来到使馆,与全体馆员共度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并代表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拜年。他们到馆后,与使馆全体成员分别亲切握手、合影留念,还同大家一起观赏中国烟花,共尝春节传统佳肴。
此外,德拉鲁阿总统还即席发表讲话,赞颂阿中良好关系,并当场签署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信,表示期待江泽民的尽早到访。德拉鲁阿夫妇等人在使馆逗留了两个半小时,比预计时间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打破了礼宾部门的规定,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关于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举动,阿根廷国家通讯社、4家电视台和一些报刊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引起了阿各界及驻阿外交使团的广泛关注,反响热烈异常。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外景
说起来,这次活动的筹划和组织,还真带有相当的偶然性。2000年1月8日,元旦刚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徐丽丽应原阿根廷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普埃伊雷东夫妇的邀请,到阿根廷企业家维克多·加西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乡村别墅去做客,共度周末。加西亚是中国多年的老朋友,但我却从未与他晤过面。
寒暄后,加西亚率直地告诉我,德拉鲁阿总统是他的邻居,而且过从甚密。德拉鲁阿总统听说你要来,很想过来见见你, 因为他认识你,对你的印象很好,遗憾的是他今天早晨乘直升飞机到马德普拉塔去完成公务了。不过,你可以找个由头,请他到你家里去,他一定会去的。我可以帮助你和他联系。我和加西亚是初次相遇,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仅仅作了一般感谢的表示,未作深谈,但把他的好意留在了心里。
回到使馆后,我认真考虑了加西亚的建议,认为确有可利用之处,且即便不成,也不会产生任何消极影响。
第二天,我给加西亚打了个电话,感谢他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同时就可否邀请德拉鲁阿总统来使馆欢度中国重要的传统佳节征询他的意见。加西亚当即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并建议我起草一份给德拉鲁阿总统的书面邀请,说明原由,表示意愿,信由他去转交。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态,立即按加西亚的意见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传真发给了他。谁想到,仅隔了两天,加西亚就在电话中告诉我,德拉鲁阿总统对这件事开了绿灯,原则表示接受你的邀请,但需要我尽快找到总统府和外交部的礼宾负责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还需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正式办理一下,等于走个过程。
费尔南多·德拉鲁阿
1月18日,我按照加西亚的建议,专程去拜访了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长塔博阿达大使,带去了给德拉鲁阿总统邀请信的抄件,请他提供协助。塔博阿达和我的交往较深,一向和我有着密切的合作,听说德拉鲁阿总统本人已经原则同意,便当即找来礼宾司的一位参赞,交代他尽快联系、积极提供可能的帮助。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肯定德拉鲁阿总统是否真的能来。2月1日,塔博阿达大使刚刚陪同德拉鲁阿总统访问欧洲回到首都,马上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德拉鲁阿总统决定接受邀请,去中国使馆与馆员共度中国新年。
2月2日傍晚,塔博阿达在两个小时内又先后给我打来3次电话,分别通知我说,德拉鲁阿总统的夫人、外交部长贾瓦里尼及夫人等将陪同总统来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定下心来。
塔博阿达还告诉我,他已将此事通报给了阿根廷驻华大使巴特费尔德。此前,巴特费尔德大使已给我发来传真,对德拉鲁阿总统将要来中国驻阿使馆为我感到非常高兴,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个传真感到很纳闷,他怎么知道的那么快,塔博阿达的坦言才使我找到了答案。
2000年2月4日,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来到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与全体馆员一起过春节。
从得到德拉鲁阿总统给予原则认可的消息时起,我就在考虑如何接待和体现特色的问题,以既能够保证活动的万无一失,又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在几次办公会上,我向大家通报了情况,并提出“认真对待,积极筹备,周到热情,精打细算”的筹备要求,还强调准备工作要以我为主,力求体现中国人的风采和热情,以使客人增加对我们的了解,留下好的印象。
虽然阿方正式通知德拉鲁阿总统接受邀请的时间距离除夕之夜还不到48小时,但由于各种准备工作早已有所安排且分别在着手进行,故各部门都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完成着各自的既定任务。
整个活动的程序如同我们设想和要求的那样,既紧张热烈,又井然有序。2月4日晚上8点40分,塔博阿达司长、贾瓦里尼外长和夫人先后抵达。他们分别协助我们检查了场地和位置安排,认为我们的布置准确无误,毫无挑剔之处。
他们还表示,既然阿根廷国家新闻社已经发布了德拉鲁阿总统将来中国使馆作客的消息,只要中国使馆不反对,在使馆院外等待的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都可以进入活动场地。
对我来说,能有记者前来进行报道,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欣然告诉他们,记者们进入场地对我绝无不便,一切听候阿方的安排。还在我们协商过程中,记者们已经蜂拥而入,各自挤占有利位置,弄得塔博阿达司长幽默地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总统和夫人的位置都占了,还要给徐大使和夫人留下欢迎总统的地方啊!”
2000年2月4日除夕之夜,本文作者、中国驻阿根廷大使徐贻聪(右一)代表使馆向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一行致欢迎词。
说话之间,警卫人员告诉我,总统的座车已经接近使馆大门。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离晚上9时还差两分钟。在阿根廷两年,深知人们特别是大人物不守时的习惯,德拉鲁阿总统的准时到达,倒令我有点惊诧了。突然,摄影记者的灯光全部亮了起来,徐徐驶来的是一辆极为普通的“标致”牌汽车。
德拉鲁阿总统和夫人从这辆车里走下来,和蔼可亲地同我及徐丽丽握手,并亲了我们的两边面颊,向我们祝贺新年。我陪同他们从穿着节日盛装、列队迎候的40多位馆员前面走过,不时地作些介绍。几位不同层次的外交官分别将画册《邓小平外交风采》、周恩来总理诞生100周年的纪念邮票、中国古钱币等纪念品送给他,以示对他的敬意。
德拉鲁阿总统和每个人亲切握手,还不时地拍拍一些年轻人的肩头。走到两位厨师面前时,我告诉德拉鲁阿总统,今晚我们要吃的饭就是他们准备的。德拉鲁阿总统立即站到他们两人中间,搂着他们的肩膀,高兴地请记者们为他们留影。
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左)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即席讲话祝贺春节。
在与全体馆员握手、寒暄并听取了我的简短欢迎辞后,德拉鲁阿总统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对有机会和中国使馆的成员欢度中国重要节日感到高兴,并代表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新春,祝愿伟大的中国继续取得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塔博阿达司长递给他致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函稿。他接过信稿,当即在上面签上名并递交给我,希望我尽快转交。
他还说,请转告江主席,我欢迎并希望他早日来访。塔博阿达司长则告诉我,这是阿根廷总统第一次在一个外国使馆签署一件带有政令性质的文件,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关系的重视程度。
经同江苏省南京金城集团合作的阿方股东、我的朋友阿科斯塔协商,一辆刚刚在双方10天前揭幕的生产线上组装起来的金城摩托于2月4日上午送到使馆。在我将这件中阿合作的成品展示并赠送给德拉鲁阿总统时,他抚摸着锃亮的摩托车高兴地说,希望阿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都能有具体的良好合作。此时此刻,在场的双方人员再次热烈鼓掌,表达了共同的祝贺和热诚的祝愿。
2000年9月,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与夫人游览长城。
在餐桌上,我们为客人们准备了带有春节特点的饭菜。关于中阿双边关系发展情况的相互评说,伴随着中国农历年的由来及风俗习惯的介绍,不时在宴会厅里引发出阵阵欢快、爽朗的笑声。饭前专为客人们燃放的组组中国烟花,也成为双方探讨是否有合作可能的话题。
不知不觉之间,德拉鲁阿总统一行拟在使馆逗留一个半小时的约定时间被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在我们走出使馆大门时,看见院外大街上站满阿根廷人。他们呼喊着“德拉鲁阿、德拉鲁阿”的名字,热情地鼓着掌。
德拉鲁阿总统在贾瓦里尼外长陪同下,走向自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同他们握手、亲面,气氛十分热烈。不少邻居对我说:“你能把我们的总统请来,而且让我们也有机会见到他,真该感谢你。”
贾瓦里尼外长私下对我说:“德拉鲁阿总统好长时候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了。你的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将会对今后的阿中关系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我向你祝贺。”
(本文作者徐贻聪,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