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白热化的军事冲突停止后，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再起，而在毗邻的印度支那，法国进行的殖民战争随时有扩大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在1953年9月28日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赞成这一提议。
1951年东德首都柏林
1954年1月25日至28日，中断将近八年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又在东德首都柏林举行。这次会议对欧洲问题虽没有达成协议，在亚洲问题上却取得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同意苏联的建议：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相关的其他国家分别派代表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会议还委托苏联政府把这个提议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周恩来立即做出积极的反应。2月27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
周恩来总理步出会场
同年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力争以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在远东的重大国际纠纷。
党中央、毛泽东对日内瓦会议极其重视。1954年3月1日，毛泽东亲自电调还在朝鲜的乔冠华、黄华等同志速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前排左起：王炳南、雷任民、李克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陈家康、龚澎、冯铉、黄华、吴冷西；二排左起：王倬如、乔冠华、师哲、宦乡、柯柏年、雷英夫）。
4月19日，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代表团秘书长为王炳南，顾问为雷任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乔冠华、黄华、雷英夫，各组组长和工作人员有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吴冷西、熊向晖、张文晋、浦寿昌、陈号等，共二百余人，代表团规模仅次于苏联代表团（据称苏联有三百多人参加）。
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新闻等各方面的专家俊杰应有尽有。对此，乔冠华回忆道：“当时总理一方面要我们大家都重视这场斗争，另一方面提出要练兵，要利用这个机会锻炼我们的队伍。总理是从练兵的观点来组织代表团的，因此，凡是与此有关的干部一般都参加了。”
在组织工作方面，周恩来精心指挥调度。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由周恩来作动员报告。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要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种角色都得齐全，要成龙配套，要有板有眼。”
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穿的制服
尽管代表团集中了一时的俊秀，周恩来还是严格督促大家全面而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举办关于国际公法、国际知识、国际礼仪的讲座，包括如何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喝饮料、用刀叉、付小费等；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所有被选用的英、法、俄、西、阿文翻译，都必须通过专家的测验，郑重启用“服装道具”进行“预演”和“彩排”。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1954年4月24日下午，美丽的花园城市日内瓦晴空万里，春意盎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日内瓦国际机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它的到来在西方引起了轰动。这时期，中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各国对新中国有着一种神秘感，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所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在飞机抵达前，已有几百名记者早早等候在日内瓦宽特兰机场。飞机刚刚停稳，各国记者就潮水般地涌上前来围住中国代表团，发疯似的拍摄。
在机场等候的记者
面对不断闪烁的镁光灯和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成员，微笑着向记者们招手致意。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相信，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使亚洲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翌日，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1954年日内瓦会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拜会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期间，乔冠华非常勤勉忙碌，他随同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新任总理兼外长梦戴斯·弗朗斯、朝鲜外务相南日、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柬埔寨外交大臣狄普芬、老挝外长萨纳尼空以及其他国家代表团进行穿梭外交，不间断地往访、会谈、宴请、接见、拜会等，有条不紊，扩大了交往与了解，为会议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乔冠华还为代表团起草文稿，记录整理谈话，出色地完成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预定任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开始的。
这次日内瓦会议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支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
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和朝、苏代表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等方案。由于美国代表团多方阻挠，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会议期间，越南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北方全部解决，改变了整个印度支那战场的局势。中国代表团因势利导，于6月16日提出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等六点建议。由于多数与会国的势力，挫败了美国制造的种种障碍，于7月21日就印支停战和恢复和平问题达成协议，并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宣言规定了解决印支三国政治问题的原则，即与会国尊重印支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印支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法国从印支撤军。
7月23日，日内瓦会议宣告结束。中国通过同印度、缅甸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向西方国家表明了自己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即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努力，打开了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外交风采。这次会议标志着和平力量的胜利，促进了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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