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优明,1957年8月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09年10月起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13年3月离任。201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赞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前驻赞比亚大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杨优明
“我现在是作家卢山,”前驻赞比亚大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杨优明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自我介绍时,已经把一叠十几页的稿子拿在手中。那是他根据采访提纲提前准备的素材。“这是职业习惯”。也许正因为外交官一贯严谨的作风,大使写小说这件事显得格外新鲜。
最近,杨优明以笔名卢山创作的长篇小说《蹦极》完成网络连载,并获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
长篇小说《蹦极》
《蹦极》写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孤身一人,奉命前往大洋深处的热带小岛国,以一己之力建起使馆的艰辛历程,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外交题材小说的空白。“蹦极是一个隐喻,反映了外交工作的跌宕与挑战。”
杨优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我来说,当外交官和当作家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外交官的经历,我就写不了外交小说。不当作家,就无法将精彩的外交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次获奖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让我对外交小说今后的发展充满希望。我愿用余生从事外交文学的写作,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和中国的外交事业。”
Q
您是如何从外交官“跨界”写小说的?外交小说目前在国内外是否处于空白状态?
我大概在15年前想到写小说的。当时,我在外交部政策规划司担任副司长,还兼任外交史学会秘书长。外交史学会有一份刊物,专门刊登外交官的回忆文章,内容很多也很精彩。有回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有记录外交大事件的,也有写外交生活经历的。有的文章让你学到知识,有的给你思想启迪,有的会感动你的灵魂。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四卷本的《外交纪实》。
出书之后,我觉得还不够,就想等有空了,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的生活。这些故事越积越多,塞满了脑袋,大概七八年前,我就开始尝试用业余时间写小说。目前看,国内外交官写得比较多的是诗歌、散文和回忆文章,写纯虚构外交题材小说的,至少我没有发现,也没有读到过国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交文学这个提法,但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给它一个位置。
Q
《蹦极》是您的第几部外交小说?为什么选择网络形式发表?书中“一个人建使馆”的灵感是否来自您的亲身经历?
《蹦极》是我创作的第二部外交小说,第一部反而还在修改中。《蹦极》并不源自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它的灵感来源于当年我编的那四册书。在我国的外交史中,一个人建馆这样的事曾经有过,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这本小说的背景。很少有人知道,即使现在,我们在国外还有不少微型外交机构,只有两三个人。因为国家的外交需要,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偏辟的地方坚守着外交阵地。所以,小说的原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许多外交官的经历构成了这部小说。
我写这部书就是希望向所有为国家外交作出贡献的外交前辈、同辈致敬,也以此勉励源源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外交官。
对我来说,最大挑战是要把习惯的调研报告等写作模式切换成小说模式。如何把握故事线索、如何刻画人物等都是难点。我写完第一稿后发给一位文学编辑看,结果被退了回来。改了第二稿后,她有点认可了,但认为还是缺少小说的元素,还带着纪实的痕迹。第三稿,我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增加了小狗黄毛陪伴主人公的内容,把书名从《一个人的大使馆》改成现在的《蹦极》。
书中专门有关于蹦极的章节。主人公发现自己精心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面临变数,又由于在海上遇险,发起高烧,昏沉中梦见自己去蹦极。那是一种悬在空中的体验,你不知道等待你的会是什么,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像站在蹦极的高台上。我想这一稿应该更像小说了。既然外交小说是一种新类型,能不能自成一体,能不能被读者接受,谁都心里没底。在网上发表,正好可以解决这样的担心。恰好朋友推荐我去参观文学网站,我对网络的力量有了感性认识。当然,我是本着尝试的态度在网上发表作品的。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Q
小说中很多描述让读者对外交官的工作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比如,它并不只是光鲜亮丽、唇枪舌剑,还会面临袭击、绑架、炸弹邮件、美人计策反等真实的危险和挑战。在您和同事的外交生涯中,曾遭遇过怎样的危险?
你列举的危险,外交官们都曾经历过。小说中提到,有位外交官在战乱国家工作期间耳朵被枪打穿,20年后才发现原来肺部也有子弹头。这就是我同事的真实故事。有一位中国大使上任时,遇上驻在国发生内战,结果坐着装甲车去递交国书。还有疾病的危险,特别是热带地区致命传染病较多,如疟疾、登革热等。一位30多岁的中国年轻外交官,上任两个月就因为脑疟去世,十分可惜。
2017年,杨优明大使考察赞比亚国家数据中心项目
我在赞比亚当大使的时候,首都卢萨卡发生霍乱,几百人死亡。当时,我国军医组到期要回国,赞比亚军方坚持要举行欢送仪式,邀请我去参加。
我知道他们是要显示,虽然有霍乱,但工作生活还可以照常进行。我不好拒绝,也不能拒绝。主人是位将军,在门口迎接我。我同他握手。握完手,他示意服务生端上水来,然后问,“大使阁下,您敢不敢喝?”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那种时候,你没有选择。即使最终我得了霍乱,那杯水也得喝下去。所以,当外交官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要有特别坚强的神经。遇到的危险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能在危险面前镇定自如了。比如,就在前不久,一个战乱国家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发生了炸弹袭击。很多国家的大使都慌乱逃离现场。我们的大使却很淡定,一直待到仪式结束,同主人握手道别后才从容离开。
Q
为什么您在小说中感慨,外交官的本质特点是骨子里的孤独?
外交官的孤独是外交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们经常远离亲人,一离开就是好几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却很少有长期的朋友。因为在国外常驻,我们在国内也很少有朋友。最大的孤独是精神上的。对我来说,当大使是这种孤独的极致,把一个国家交给你,需要你维护好两国关系。关系不顺时,会面临很大压力。这时候没有人能替代你,甚至没有人可以帮你。你需要独自一人做决断,一个人承担责任。
Q
您在非洲国家做大使,与在欧美国家当外交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赞比亚担任大使期间,哪件事对您触动最深?
非洲是我们的兄弟、朋友,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也高兴。而欧美国家在我们面前喜欢充当“教师爷”,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不仅不高兴,还会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和非洲走到一起,西方国家就不高兴。一会儿说我们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一会儿又说我们在非洲搞债务陷阱,破坏中非友好关系。从这个角度讲,非洲从来都是一个大国角逐的外交战场。
2017年,杨优明大使陪同伦古总统考察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
我到赞比亚之前,有人指责中国人抢了当地的饭碗。我就去做调研,了解到中国人在当地投资的一个农场,一共41个员工,中国人只有1个,40个都是当地人。还有中国企业投资棉花加工厂,用的都是当地人,带动了整个省的发展。我会经常跟当地政府官员讲这些案例,也专门撰写文章在当地媒体刊登,澄清误解。
还有,一名中国企业家计划到赞比亚投资制药厂,几年都没有被批准。我一了解,原来当地执行的是西方制药标准。我就去找卫生部长,做他的工作,还专门请他参观国内的制药厂,最终说服了他。在我离开赞比亚之前,这家制药厂正式开工投产。我有幸同现任总统一起参加了开工典礼。
Q
中国经常被西方误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从未停息。以外交官的视角,这种冲突应如何化解?
我一共在7个国家常驻过,到过三四十个国家,去过发达国家也去过发展中国家,去过热带也去过寒带。这种穿越提供了对世界横向、纵向的对比体验,让我们可以多视角多维度地看待世界,在认识问题时会更加全面精准,处理问题时更加客观理智,更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2018年,杨优明走访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我认为,文明是不应该冲突的,要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外交工作的本质就是沟通,沟通的前提是具备很好的语言天赋。外语说得溜是不够的,还要说得漂亮、完美。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很重要,包括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生活习惯等。
我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写过一篇关于人权的论文,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逻辑来阐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导师直接给了我一个A。这给我一个启发,只有了解别人,才能更好地同他们打交道,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
当然,沟通也不只是温文尔雅,发脾气也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能够从容把握自己的情绪,包括发脾气的度,才是沟通的最高境界。
外交官心声
张宏喜大使:今日《环球时报》登载了“大使作家杨优明携获奖小说接受本报专访”,大字标题为《外交小说有它的一席之地》。尚未看完《环球时报》的文章,我就高兴之极,止不住要出来为杨优明同志大大地点个赞:杨优明,好样的!
杨冠群的外交小说没有多少人注意,刘静言的外交小说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本人的外交小说比杨冠群、刘静言水平低得多,不足挂齿,但却被举报为泄露了外交部机密。现在有了获奖的外交小说,并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使我们这些外交文学、外交小说的创作者以及外交文化的倡导者备受鼓舞。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创作出有分量而得到社会认可的好作品。
希望杨优明同志把外交小说的大旗牢牢举起高高飘扬,然后号召起一批外交部的有志者,在出色完成文交任务的前提下,写出一批而不是一两部优秀外交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有关领导会支持外交文学繁荣的,社会大众对外交文学的出现是持欢迎态度的。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