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崔元翰有诗：“茂才当时选，公子生人秀。”这句诗用以形容建国后四大才子最为合适不过。
1954年9月23日，四大才子华罗庚、老舍、梁思成与梅兰芳一同出席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回忆休息期间，四人相谈甚欢。这一画面最后被定格于胶片上，为世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四大才子的合影。
能被称之为才子，自然是在其领域内有所建树，这四人中任何一人的成就都足以彪炳史册。
数学王子华罗庚
华罗庚是靠着自学踏入数学天地的。华罗庚自幼家贫，无奈辍学后借来《大代数》、《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后来得王维克青睐，成为其学生。
十九岁那年，华罗庚看到苏家驹教授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发现苏家驹出现了错误，在王维克的鼓励下写了一篇批评苏家驹教授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
该文章最终被刊登于《科学》杂志上，后被熊庆来看到后大为惊讶，华罗庚因其邀约最终来到清华大学。
1936年，华罗庚受熊庆来举荐，前往剑桥大学留学，在那里当了一名旁听生。这位数学天才在两年内就写成了十余篇论文，其中华罗庚的“塔内问题”被称为“华氏定理”，华罗庚的才华也让英国数学界震服。
1938年，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华罗庚写成《堆垒素数论》，这是他的第一部数学著作，该著作最先是于苏联出版，随后又被陆续译为德、英、日、中文、匈牙利版。
之后，华罗庚陆续发表了数学著作，他的《数论导引》、《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及与万哲先合作完成的《典型群》都被视作是数学界内的伟大作品。
除此以外，华罗庚也将高深莫测的数学知识用平实的语言写出来，推广到工农群众中。他的《优选法平话》、《统筹法平话》最终为国家创造了亿万元的财富。
从失学青年到名震海内外的数学家，除了天赋使然，华罗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是数学界内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
文才老舍
老舍的名字，我们都听得太多，似乎从小学起我们就开始学习老舍的文学作品了。老舍的文字雅俗共存，生趣盎然，其文学成就也是极少人能比肩的。
老舍原只是一名普通的北京青年，只想孝敬老母，娶妻生子，安稳度日。但一场五四运动改变了他，望着祖国陷于风起云涌之间，忧国虑民的老舍开始投入文艺事业之中。
1925年，老舍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该三部作品都带有一股浓厚的北京味儿，这也是后来老舍的作品的共同特点之一。这三部作品发表后，被文坛中人所重视，老舍也因而得名。
1929年，老舍又创作了《小坡的生日》，此为中篇童话，文风依旧幽默风趣，《离婚》与《牛天赐传》都延续了老舍的老北京风趣，读罢回味无穷，似一杯劲酒，后劲十足。
到后来，随着国内社会形势的变化，老舍的文风开始有所转变，极具民族责任感的他创作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悲剧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骆驼祥子》，这一作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舍的《四世同堂》面世，这又是一部沁人心脾的大作，后来被拍成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五十年代的《龙须沟》则为老舍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也是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文学家。
老舍一生创作的优秀作品不计其数，作为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者，他的每一部几乎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其长篇小说代表着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他是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八斗之才。
梁上君子
说到梁思成，就要提到林徽因。林徽因作为他的伴侣，是与他一同探索建筑世界的人。
梁思成是一位深沉的爱国主义者，在听闻日本学者称中国根本没有唐朝古建筑后，他与妻子便下定决心要为国家正名。
在《敦煌石窟图录》的引导下，梁思成发现了唐代大佛光寺的壁画，后来梁思成又与林徽因找到了关于大佛光寺的记载，两人当即兴奋地前往五台山探寻大佛光寺。
后来，大佛光寺成为我国独立发现的第一座唐代建筑，梁思成与林徽因对其进行了全方面的记录，为我国建筑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段历史，是梁思成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在走南闯北考察建筑时，梁思成常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境地，钱囊羞涩，没有固定的安身之所，妻子林徽因的结核病又复发，梁思成不得不一边照料林徽因，一边整理资料，撰写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中国建筑史》。
英国李约瑟博士曾高度赞扬梁思成，称他为研究古代建筑的宗师。
梁思成当得起此番赞誉，在中国建筑研究一片空白的时候，是他与林徽因开创了先河，为中国建筑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习材料，梁思成亦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者。
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是我国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域视野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著作。他撰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则实现了他当年的理想，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赢得了掌声。
金岳霖曾称梁思成为“梁上君子”，如今梁思成个人在建筑领域内的成就光辉常被其八卦传闻所掩盖，何其不幸。
戏台鹤鸣
梅兰芳，名鹤鸣，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些人认为，戏子为下九流，是无学之人，但事实并不然，梅兰芳曾于1949年获得美国波摩那学院与南加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是有艺亦有学之人。
梅兰芳是梅派创始人梅巧玲的孙子，梅兰芳作为一个极有艺术天赋男旦，完美地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梅兰芳十九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他的《穆柯寨》为他赢来了梨园盛名。
他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后来被陈凯歌导演拍摄成电影，该电影如今已成名作，揽获国内外电影大奖。
梅兰芳除了继承祖父的梅派传统，亦作了创新，梅兰芳将京剧中旦角艺术集为一体，研创出全新的唱腔与表演形式。同时，梅兰芳还很善于吸纳西方文化，他曾尝试过现代戏剧表演。
在京剧的舞台设计当中，梅兰芳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如花衫就是他所创造的新风格。在梅兰芳的努力下，旦角艺术范围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宽。
梅兰芳为京剧艺术的推广作出过很大贡献。在名扬四海后，梅兰芳曾被邀约至国外演出，他为了让中国艺术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克服了众多外界阻碍因素，将我国京剧艺术完美呈现于外人面前。
“梅花从来有傲骨，兰草何处不幽芳”，如《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一般，梅兰芳是个不愿低头的人。
抗战时期，已成名角的梅兰芳曾多次被要求为日本人演出，但梅兰芳无论如何不愿同意，尽管是面对着日本人的刀枪威胁，也不肯让一步。
老舍是梅兰芳的好友，梅兰芳病逝后他曾痛惜：“谁都知道这是中国戏曲界的重大损失！”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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