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1945年与张伟烈在铜陵结婚，曾是皖江地区皖南分金库的会计，后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使馆的一等秘书(1983年在北京离休)。

　　我人生的一半几乎都是在外交生涯中度过的。从1956年起就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先是在苏联，60年代去了伊拉克，70年代又辗转摩洛哥、蒙古，最后到了泰国，一晃就是几十年。这些年中，不仅有鲜花和微笑，也有艰难和险阻。这一切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伊拉克和摩洛哥遇到的车祸和政变，更是记忆犹新。

　　飞来的横祸

张伟烈

　　196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的丈夫张伟烈同志一起应伊拉克军方之邀，出席了伊方为建军节举行的庆祝活动。伊拉克的军政要员、社会知名人士、各国驻伊拉克的使节、武官等应邀出席。晚宴上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伊拉克民族歌舞音乐节目。

　　庆祝活动持续了8个小时，一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我觉得有些疲倦，在回官邸的汽车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汽车失去了平衡，朦胧中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得汽车正往墙上开。我还没来及开口，又觉得汽车加大了油门猛地向前冲去，刹那间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汽车右方后座的车门猛烈冲击过来。顿时，我的身体从后座上向前冲出，头撞在前座的靠背上。经过来回的撞击后，人被摔在前后座的空隙中。

　　汽车被撞后，冲出十几米，经过几番剧烈的左右摇晃突然停住了，这时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我们坐的汽车和刚出站的火车相撞了。

　　我们的司机贾宝瑞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熟谙开车技术。这天晚上，他全神贯注地开着车行驶在一条新修的公路上，当车开到铁路与公路相交的岔口处时，一列火车疾驰而来，待他发现时汽车离铁轨只有30多米，已经来不及刹车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加大油门想猛冲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火车撞到了汽车的右后座车门，车被撞坏，玻璃全部破碎，以致无法继续行驶，好在我们三人均未受重伤。

　　这一恶性事故发生后，火车立即停了下来，铁路工人向我们致歉慰问。在我们车后的伊拉克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急忙下车询问我们的伤情，并用他的车送我们回使馆。车祸之后，我因头部受到撞击，引起脑震荡，经常夜不能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才有好转，但落下了神经紧张、失眠、对声音敏感、易出汗等后遗症。大使幸好只是肩上受了点轻伤，司机同志无伤，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事后我们没有向驻在国有关部门提出交涉，以友好的方式处理了这一事故。之后，在发生事故的铁路岔口上架设了路障，并在路口安排了值班人员，每当我和大使的车通过这个路口时，铁路工人一看到车上的五星红旗，便会敬礼以示友好。

　　枪林弹雨中

　　1963年2月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在驻伊拉克大使官邸，我已经梳洗完毕，正准备坐车前往巴格达郊区的桔子园，参加伊拉克空军司令的亲属们举办的一次聚会。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嗡嗡的飞机声，由小到大，越来越响。我有些纳闷，这里哪来的飞机声？我们赶忙走出门口观察。这时只见几架飞得很低的飞机从我头顶掠过，声音震耳欲聋。我正要回屋里，邀请我们郊游的一位伊拉克朋友打电话来说：“空军司令被打死了，聚会活动取消。”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伊拉克发生了政变。这时候枪声不断，炮声隆隆，形势十分危急。

　　在官邸的我和张大使、罗维成秘书都十分挂念使馆的同志们。我们一边沉着应变，一边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消息。

　　不久，收音机里播出了《告全体公民书》，宣布从15点开始在巴格达实行戒严。张大使果断地说：“赶快去，戒严以前必须离开官邸到使馆去！”这时，使馆派了周安荣同志来官邸接我们，我们急忙上了车。

　　好心的公务员怕大使出意外，建议大使的车上不要挂国旗，张大使不同意，他说：“个人安危是小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车上必须挂国旗。”就这样，紧张危急的气氛中，我们的车直奔使馆，虽然按照国际惯例，外交使节的车辆享受不可侵犯权。但政变时，各种力量混杂，我们并不指望这种保护，只是首先考虑使节的气节和国家的尊严。

　　一路上壕沟里埋伏着数不清的政变部队的士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瞄准我们的轿车。我在车上想起了周总理对我们的教诲：“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镇静自若，心想着尽快地和使馆同志们在一起。汽车很快开到了政变部队面前，司机开足马力，一下就冲了过去，顺利通过政变部队的封锁线。

　　在大使馆的参赞、工作人员都在为我们的安危焦虑时，我们安然无恙地来到使馆，回到他们中间，大家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巴格达全市开始戒严，总理府被政变部队包围。

卡塞姆

　　伊拉克1921年8月摆脱了英国统治，宣布独立以后，立费萨尔为国王。1958年7月14日，以阿卜杜勒·卡姆里·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人民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又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塞姆政权，建立以复兴党为主的政权，以阿里夫为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总理。在卡塞姆执政期间，伊拉克就发生了26次政治事件。这次政变，卡塞姆被推翻了。

　　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间，经历过两次政变，另一次是在1963年11月，复兴党推翻阿里夫的政变，结果政变失败了。当时，总统府受到炮轰，火箭炮和机关枪子弹从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楼顶上飞过（使馆离总统府只有几百米远）。这次枪声最激烈，处境更危险。可是我和同志们一点都不怕，随时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对得起新中国外交官的称号。

　　血溅摩洛哥夏宫

张伟烈大使（左2）与哈桑二世国王夫人（左4）在宴会上交谈

　　1971年张伟烈大使和我被派驻到摩洛哥王国。回忆在非洲大陆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我不禁想起张伟烈大使在摩洛哥夏宫的一次招待会上遇到的流血事件，那情景，真可称得上是九死一生，惊心动魄。

　　1971年7月10日上午，张大使和翻译聂兵杰同志参加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生日庆典。招待会在距首都拉巴特30公里的斯基拉特宫举行。那里风光秀丽，空气清新，每年夏天，国王都到这里避暑消夏，所以这里有“夏宫”之称。

　　按每年参加庆典的惯例，大使早该回馆了，可是到了下午4点还不见回来，我有些疑惑、焦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地等待着。到了傍晚，大使和小聂回来了。

　　为他们开门的公务员秦同荣同志吓了一跳——早上大使出门时还衣冠楚楚的，怎么回来时浑身是泥和血迹呢？我和使馆的同志闻声都急忙跑了出去。见到伟烈和小聂满身血迹的样子，我惊恐地问：“出什么事啦？伤在什么地方了？”张大使说：“发生了政变，你们没有听到枪声？”小聂怕大家担心，赶紧说：“身上的血是蹭上的，我们没有受伤。”一听这话，我才松了一口气。

1971年，张伟烈、许恒夫妇在摩洛哥

　　张大使回到使馆，立即给我国驻法国使馆打电话，请他们转告国内，摩洛哥发生了政变，并且召开全体外交官会议，分析形势，布置应变措施。

　　事后张大使和小聂给我们讲述了这段不平常的经历：

　　斯基拉特宫是海边上的一座阿拉伯风格建筑，国王生日招待会就在该公园内举行。参加的人中除了摩洛哥王公贵族、文武大臣、知名人士以外，还有各国使节。

　　招待会活动内容也丰富多彩，可以游泳、下棋、打靶……正当招待会进入高潮时，四周突然响起了枪声。

　　当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原因时，子弹已从头顶上飞过。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赶紧向东边的大门跑去，有的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现场乱作一团。

　　这时张大使正准备和小聂去游泳，听到密密麻麻的枪声，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小声对聂兵杰说：“发生政变了。”当时摩洛哥的游览大臣和国王的弟弟阿卜杜拉亲王等负了伤。几分钟前还与张大使聊天的首相办公厅主任赖加里也倒在血泊之中。比利时大使死于非命，沙特大使受伤……

　　这时最要紧的是立即离开现场。于是张大使和小聂随着人群往西走，他们正要往公路方向走时，枪声又密集起来。政变部队包围了夏宫的沙滩。怎么办？进退两难。张大使不仅是小聂的领导，也是他的长辈。他安慰小聂：“只要趴着不动就不要紧。”话音刚落，子弹掀起的泥沙又落了他一身。

　　一个多小时以后，政变士兵端着枪，逼着参加招待会的人和一些外宾返回夏宫。张大使在约两千人中间挤来挤去。泥沙、海水、血污蹭了满身，气氛十分紧张。慌乱中，大使与小聂挤散了。直到下午5点多钟，他们才不期而遇。这时候，司机乔正祥同志在宫外四周观望，焦急地寻找大使和小聂。

　　由于政变部队战士的失误，政变头子迈德布赫撞上枪口，应声倒下。政变者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哈桑国王抓住时机向士兵们宣布伊斯兰教义，主张和平解决，政变士兵被说服了。就这样，夏宫渐渐平静下来。

　　然而，分布在王宫、王家军队司令部、拉巴特电台、公路两旁和丛林中的士兵仍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战斗。

　　司机乔正祥载着大使和翻译开足油门奔回使馆。

　　晚上11点，42岁的哈桑国王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叛乱已经平息。

　　在这次政变中，死伤230多人。张大使和聂兵杰是幸存者，他们的经历足以说明，外交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整日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而实际上，外交工作十分复杂，也有惊险的场合，有时还会流血牺牲，付出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