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岱沙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延安。1940年随周恩来同志去四川工作。1945年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0年3月调入外交部，1955年4月亚非会议前后负责使馆调研室工作。
1938年6月的一天，爱国民主人士康心之的家里传出一条消息：他不到20岁的二女儿康岱沙失踪了！不久，又传出消息：康岱沙放着千金小姐不做，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康岱沙为何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前往延安？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李葭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缘由。
赶赴延安接受艰苦环境锻炼
康岱沙，1919年2月出生，其父康心之是重庆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与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均为好友。位于重庆市城区内领事巷10号的“康宅”——宽庭阔院，远近闻名。“由于家境优裕，康岱沙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李葭介绍，康岱沙在北平小学毕业后，便到上海念中学。
未曾想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她的求学梦，父亲康心之也不免担心，于是赶紧将康岱沙和其他几个子女接回重庆，康岱沙被送到女二师（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借读。
“女二师是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师生们的抗日情绪高涨，康岱沙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影响，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学校的救亡宣传活动。”康岱沙的出色表现，引起学校中共秘密组织的注意，在党组织的积极引导和培养下，1938年6月1日，康岱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康岱沙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但她并不满足。
康岱沙（左）与邓颖超合影
后来，她看了从延安传过来的书报，其中提到的主张和观点令她十分佩服。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充满束缚和压抑。而最令她痛苦的还是她和家庭的矛盾关系——她日常的生活离不开家庭，而家庭本身却又是革命的对象。于是，康岱沙决定去革命圣地延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锻炼，将自己从千金小姐改造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家人反对她的这个决定，康岱沙的父亲甚至以登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最终，康岱沙决定离家出走。她于1938年6月底到延安，并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去。
利用身份回渝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夏季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康岱沙，并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康岱沙出走后，奶奶去世，母亲也因为挂念她生病卧床不起。这一消息，让康岱沙一时间无法接受。邓颖超边安慰康岱沙边对她说：“你的父亲一再托恩来和林老（林伯渠），要我们转告家人对你的思念。他希望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此时的康岱沙怔住了，家中至亲的病故让她心痛不已。
她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但一想到要回去做一个无视民族危亡的“冷血人”，康岱沙坚定地说：“我就是要到前方去抗日，不想回重庆那个家。” “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当然也都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回重庆工作，是不是更具备优势？你可以利用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邓颖超的一席话让康岱沙茅塞顿开。
康岱沙（右四）夫妇与周总理、陈毅夫妇、章汉夫夫妇、张文晋夫人张颖的合影
1940年5月，康岱沙随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党组织要求她表面上继续当好自己的千金小姐，在对周边人群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尽一切可能了解国民党内的相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等，并不定期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邓颖超也通过康岱沙扩大了统战工作范围：他们约见久居康家的于右任、邵力子，与其畅谈时事，宣传我党“联合抗日”的进步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邀请康岱沙的叔父康心远（宝丰公司总经理）和婶母（康岱沙的婶母与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吃便饭，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希望他们做有利于抗战的进步商人。
渐渐地，位于重庆领事巷10号的“康宅”成为了民主人士聚集的场所，在这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正式成立，一大批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职务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了共产党的周围。
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
1941年，康心之调任成都，康岱沙转到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读书，继续利用自身优势为党收集情报。一切本是风平浪静，但1943年夏康岱沙却意外被捕。
1943年的一个星期六，康岱沙如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快到青羊宫的时候突然被两个男人从车上拽下来塞进了一辆汽车，并把她的眼睛蒙上，转投到了一所有武装看守、戒备森严的监狱。当康岱沙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到了阴暗潮湿的大牢。
这时，她才终于明白，这不是绑架，而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康岱沙在成都的活动早就被盯上了，但由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环境和其父康心之的社会影响，特务轻易不敢动手。”
《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报道
李葭介绍，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要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国内局势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从延安归来的康岱沙理所当然成为了“关照”对象。面对紧锁的牢门，面对监狱内的多次审问，康岱沙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一名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学生，其他一概不知。
康家人得知女儿从学校离开后一直下落不明，四处打听寻找，委托康岱沙姻伯李伯申（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以身家性命担保，才将在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星期的康岱沙营救出来。
国民党将康岱沙列入了“黑名单”，由省特委会对她出狱后的一切行动实行管训，如“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成都40华里”；要按时、按要求到指定地点汇报情况、报送“学习心得”，否则康岱沙就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后经组织指示，康岱沙转到燕京大学读书。
但由于她一直未按国民党的要求进行思想汇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终于对她失去了“耐心”，数天内给她寄去了两封内容相似的警告信，要康岱沙于1944年6月下旬的某天到某地去汇报思想，如不到场，后果自负。为保证康岱沙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她送回延安。1945年2月，康岱沙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2017年，康岱沙为外交部青年干部讲党史
新中国成立后，康岱沙曾先后担任驻印尼、柬埔寨和罗马尼亚等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官。
康岱沙勇于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环境的束缚，一心追求进步，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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