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对来自瑞士巴塞尔的建筑拍档，他们一起度过了小学、中学、大学时代，并一起创立了建筑事务所。2001年，这对传奇拍档凭借泰特美术馆的设计，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他们还是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建筑师，他们是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 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
赫尔佐格&德梅隆
自2008年奥运会过后，几乎全部中国人都知道了“鸟巢”，这个北京地标建筑，也成了各地游客在故宫和长城之外的必打卡景点。而大名鼎鼎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也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作品之一，鸟巢至今仍是唯一一个外墙、结构、装修及公共枢纽统一在一起的建筑。
鸟巢
2003年，在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中国建筑师李新刚的合作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方案赢得了中国奥组委的心。受到中国传统陶器的启发，两位瑞士建筑师起草了北京国家体育场的设计蓝图，他们的想法是创造一个能够在奥运会后吸引并带动公众生活的城市空间。这座体育场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骄傲，它象征着一个现代中国的崛起。鸟巢曾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主场馆，并将继续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场地。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
由于鸟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中国变得更加出名。但早在鸟巢建成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建筑师了，其建筑工作室的很多作品都非常有名。
赫尔佐格&德梅隆在正在施工的鸟巢外
他们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泰特现代美术馆，将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旧发电站改造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当代艺术画廊。这家画廊于2000年开业，目前已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仅在2018年就接待了近600万游客。从博物馆到公寓楼，从路边的教堂到时尚品牌商店，从体育场到办公楼，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用他们的建筑独创性和艺术想象力定义了世界的天际线。
泰特现代美术馆局部
1950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巴塞尔出生，两人的出生时间仅相差一个月，他们从幼儿园时代就结下了友谊。他们都于1975年毕业于瑞士顶尖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并获得建筑学学位。与大多数选择在大事务所磨练自己技能的年轻建筑师不同，两人于1978年在家乡共同创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此后，该公司发展成为一家拥有500名员工的大型公司，在伦敦、香港和纽约设有办事处。
赫尔佐格（左）&德梅隆（右）
这对搭档在中国的建筑项目，不仅限于国家体育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将香港的前中央警察局(Central Police station)改造成了一个时尚的艺术中心，名为大观塘(Tai Kwun，又称：香港大馆)。他们还设计了香港的M+博物馆，M+的矗立在维多利亚港，该博物馆拥有全球最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品，这要感谢前瑞士驻华大使和艺术品收藏家乌利·希克的捐赠。这座大楼预计将在2020年完工。
香港大馆
2019年，两位设计师以依山面水为灵感，创作了杭州大运河博物馆的宏伟蓝图，该建筑方案的灵感由大运河水道而生，运河的水、河畔的树和杭州的天空映照在博物馆水晶般的表皮上，互相辉映。该项目将于2021年启动，优雅弯曲的玻璃立面使得博物院体量轻灵透亮。其上下留白是城市新空间、景观新景色，寓意运河两岸壮丽的风景和无限的可能，这座博物馆一旦建成，注定会成为杭州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设计图
这两位瑞士建筑师以建筑结构和材料性能出发，形状和外观为辅助。他们或许不属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另外的任何流派，在他们的世界里，建筑是一种回归，希望能够赋予旧的场所新的生命与活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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