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马褂的男人和大襟短衫的中年女人在北京冬天的街市卖柚子，驮着人与货物的驼队在戈壁滩上行进，老妇人好奇地拿着照相机看，两个男人划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摆渡——这些黑白照片瞬间把我们带回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而这些珍贵影像的背后便是瑞士著名摄影家、冒险家、旅行作家、运动员且做过演员的传奇人物埃拉·梅拉特（Ella Maillart）。
埃拉·梅拉特把相机展示给兰州老妇人看
1935年，梅拉特作为法国一家报纸的特派驻华记者，和英国记者、旅行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一道从北京前往新疆。两人本都想独自前往，梅拉特几年前才在与中国毗邻的前苏联中亚地区独自旅行，但考虑到穿越中国偏远地区的困难，她最终还是决定和弗莱明结伴同行。对于这位无畏的旅行家来说，探索未知的地方，在旅途中结识当地人，是旅行最大的乐趣之一。
在交通不便、极端气候和恶劣天气等种种阻挠下，俩人穿越了中国西部，并最终抵达克什米尔地区。他们的足迹虽然早已消失在西北的黄土和沙石中，但对这次旅行的记录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梅拉特沿途拍摄了很多照片——不论是蒙古族女性、黄河、戈壁滩及青海地区的藏族男女，她都举起相机，记录下当时眼前的情形。1936年，她将所见所闻连同黑白影像编辑成书并发表。与她的男性旅伴不同，梅拉特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与习俗，表现出对当地人及其生活的极大兴趣。在旅途中，她学习中文，并可以简单与当地人交流，她也总是愿意把手里的相机拿给好奇的当地人看。
埃拉·梅拉特与彼得·弗莱明抵达印度
作为一位女性旅行者，梅拉特也展示了对中国女性的关注。在写到女性缠足时，梅拉特说：“我对此十分关注，因为每当我看到那些裹足女人拄着拐棍，用尖尖的脚在泥土路上艰难行走时，我心里都很不好受”。
梅拉特的书和摄影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的风土人情，这些记录时至今日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梅拉特穿越中国的旅行使她成为最早在中国西部旅行的女性之一。在她的生命长河中，梅拉特一直是那个时代的特立独行者和女性先锋。
北京冬天的街市
梅拉特1903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父亲做皮草生意，母亲是丹麦人且酷爱体育。梅拉特自幼喜欢读地图和探险类书籍，为了提高身体素质，年幼时开始各种体育训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滑雪，10岁开始帆船运动，16岁组建瑞士法语区第一支女子曲棍球俱乐部。
作为一名专业帆船运动员，梅拉特于1924年代表瑞士参加当年奥运会单人帆船比赛，她也是来自17个国家所有参赛选手中唯一的女性。7年后，梅拉特成为瑞士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长，任期两年。1931年她还代表瑞士参加了世界滑雪锦标赛。
黄河支流上的羊皮筏子
如同在体育领域的成就一样，梅拉特在不同国家的旅行经历同样非凡。十几岁时，她移居威尔士，成为法语老师，并在那里学习英语。1920年代末，她往返于巴黎和柏林之间，做过各种工作，其中包括打字员、演员和雕塑家的模特。1930年，在手中只有50美元的情况下她去了俄罗斯，在莫斯科住了五个月，学习电影制作，同年晚些时候，她随同俄罗斯远征队，从北向南穿越高加索地区，尽管途中被狗严重咬伤，梅拉特依然坚持完成了探索。1932年，她再次抵达俄罗斯，并独自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旅行。
1935年中国之行后，梅拉特继续作为特派记者在法国报社工作，并借工作机会到达土耳其，穿越伊朗和阿富汗并最终抵达印度。
1935年中国街头的男子
1939年，梅拉特与一位朋友开着福特汽车前往阿富汗，之后直到二战结束，她都住在印度，并于1946年回到瑞士并定居千多林（Chandolin）。
定居千多林并没有阻挡梅拉特探索的脚步。1949年，尼泊尔对外开放不久，她前往尼泊尔并把自己的经历记录在《夏尔巴人的土地》一书中。
梅拉特一直渴望在路上，以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她在耄耋之年还只身前往中国西藏旅行。
1997年3月，梅拉特在千多林逝世，当地建立了埃拉·梅拉特博物馆，以纪念这位传奇女性。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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