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羁押27年后,无罪释放,无法与前妻破镜重圆,无法对儿子弥补缺失的父爱,但依然用善意面对这个世界。
当《环球人物》记者决定前往江西进贤,关于张玉环一家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但仍有一个问号萦绕心头 :将近27年里,命运让张玉环全家人饱受屈辱和苦难,为什么他们没有仇恨社会,走向罪恶和堕落的人生?
8月9日,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张玉环家破败的老宅前已没有大批记者、拍客的围观,偏僻的村庄恢复了寂静。《环球人物》记者得知,张玉环的大儿子张保仁、二儿子张保刚给他在县城租了一套老房子,与世隔绝半生的张玉环,必须精打细算过好余生每一天。踏进这所老宅“遗址”,每走一步脚下都会发出清脆的瓦片声,那是一种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破碎感。27年前,这里还承载着一个完整的家——一个乡下人养家糊口的身影,一个媳妇操持家务的忙碌,两个小孩子的纯真童心。
幸福戛然而止
很少有人能体会宋小女27年前撕心裂肺的痛。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相亲遇到张玉环时,只有18岁。张玉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第一眼看到宋小女便喜欢上了,他们是彼此的初恋。1988年结婚后,他把宋小女捧在手心里,宋小女不会干农活,他就一个人挑起重担,就连宋小女想搭把手,他都舍不得。两个儿子出生后,张玉环干活更卖力了,他有干木匠活儿的好手艺。有次他买回来一斤肉,煮熟了放在三个碗里,让母子三人吃。宋小女心疼他干活儿辛苦,把自己碗里的肉分给他,张玉环却不肯,说在外面做木匠活儿,经常吃到。
▍张玉环和宋小女年轻时的合照。
宋小女说,她把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张玉环,张玉环也用最真诚的心疼她。这简单而美好的一切,在1993年10月27日戛然而止。10月24日,村里两名男童失踪。25日,警方在水库发现尸体。经鉴定,两名男童分别被勒死和掐死。27日,张玉环像往常一样下地干农活,但中午没回家。张玉环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时他被叫去问话,因为手背上有划痕,被确定为嫌疑人。实际上,当时正值秋收农忙,这是他干农活儿划伤的。
▍遇害男童之一家的老宅子,如今已成为阴宅,门框横批上的“驾鹤归西”依旧可见。(杨学义 / 摄)
有人告诉宋小女,张玉环到村支书家里吃饭去了。宋小女觉得不对劲,抱起4岁的保仁和3岁的保刚往支书家里走,结果只看到张玉环被押上警车的背影。她放下孩子,向警车跑去,边跑边喊,撕心裂肺。谁也没想到,当张玉环再次回到这里,已是2020年8月4日。
背负“杀人犯”骂名
在1993年到2001年,张玉环被羁押在看守所,几乎从未与家人见面。1995年1月26日,南昌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有人劝张玉环不要上诉,否则可能被枪毙,张玉环却说 :“一定要上诉!要么就枪毙我,要么就直接放我出去。”同年3月,江西高院发布刑事裁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裁决,将该案发回重审。但接下来的6年里,张玉环案无人过问。“有时有人来检查,我就拼命喊冤”,但只得到一句“你的事我们知道”,就再无下文了。
6年的等待,张玉环生不如死。看守所放风间的水池上方,有一根挂毛巾的铁栏杆。张玉环曾两度在这里上吊。他偷偷把床单撕成布条,系成绳子,在狱友入睡后,自寻短见。1996年第二次自杀时,脖子那一圈勒痕不仅脱掉了皮,而且黑了。他失去知觉,人们以为他死了,把他放到地上,没想到第二天他活了过来。
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现年85岁。她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看守所当时通知家属去探望刚刚苏醒的张玉环,她给儿子做了爱吃的油饼,想让他继续活下去。但母亲的探望没有让张玉环释然。看守所把栏杆拆了,换成挂钩。张玉环就选择绝食,“最长的一次有六天六夜,看守所的人把我送到医院打吊瓶”。
张玉环长期与世隔绝,想到了死 ;宋小女在现实压力下,选择艰难地活。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宋小女在1994年春远走深圳,赚钱养家。由于文化程度低,她只能在餐馆做后厨、洗碗、拖地、包饺子、配菜、洗厕所等最苦最累的工作。
“1993年,爸爸被羁押。我们不光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张保刚说,从他记事起,到1997年,7岁的他才第一次看到母亲。两兄弟甚至更怨恨母亲 :父亲坐牢可以理解,母亲这几年在干啥?1997年的见面,还是因为宋小女突然接到家人电话,告诉她张玉环出狱了,叫她马上回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不再和同事隐瞒身份,以为再也不用回来了。直到回村看到父亲的灵堂,她才明白“喜讯”实为噩耗,当场晕厥。
张玉环被羁押后,保仁保刚兄弟被分别寄养在奶奶家和外公家。在村民印象中,张保仁从五六岁开始就牵着水牛下田干活,稻田的水经常没过他的大腿,即便在那个年代的偏僻农村,也很少有他这么小的孩子下田。
更让张保仁痛苦的,是他背负的“杀人犯之子”的骂名。村民经常羞辱他,张保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了两件记忆中最痛苦的事。一次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村里的小孩拿木签插上冰糖,粘着牛粪给他吃。张保仁极力反抗,但好几个小孩把他绑起来喂。另一次是初中一年级,他放学回家时,在田里摘了一个西瓜。孩子摘一个瓜,可以理解为“吃”,也可以理解为“偷”。“那块地是我一个堂叔家的,他追了我3公里,狠狠地踹了我几脚。”张保仁担心堂叔向奶奶告状。自从父亲入狱以来,奶奶也受到全村的孤立,变得异常敏感,只要张保仁犯错,就连打带骂。“我很怕婆婆(奶奶)打我,更怕她伤心,所以当着同学的面给堂叔跪下了。”张保仁反复哀求他 :“我错了,求你不要告诉奶奶,我保证以后不摘了。”这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下跪。
面对羞辱,和外公一起生活的张保刚喜欢用拳头解决。上小学时, “我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而每次打架,对方家长会退缩,跟自己的孩子嘀咕:“别搭理他,他会杀了你。”他在小学期间频频被开除,连续转学三次,直到周围没有学校可以转,就辍学了。
▍宋小女与两个儿子。
每当想放弃,就遇到好人
张玉环等来了再审。在6年的等待中,他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最终一名监狱内的大学生开导了他: “你现在死,叫畏罪自杀,自己冤死不说,子孙后代都要背黑锅。而你只要活着,就可以不断上诉。”这句话唤醒了张玉环 :这条命不光是自己的,还是全家人的。他一定要挺到出狱,再和家人在一起。
2001年11月28日,经过南昌中院重审开庭、张玉环再次上诉后,江西高院做出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玉环从看守所转到南昌监狱服刑。命运再一次打击了他。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回忆,那段时间,张玉环在监狱内自残。“我去看他,监狱的管理干部说,他把衣服剪掉了,在关禁闭,你改天来,开导一下他。”张民强就不断开导弟弟 :“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只能认命,但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张民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1993年张玉环刚被带走时,他曾一度怀疑弟弟真是“一时冲动办了傻事”。一审开庭前的单独会见上,他质问弟弟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是你干的就要承担责任!”张玉环嚎啕大哭 :“真的不是我干的!”那次对话打动了张民强,但他心里还是没有彻底排除弟弟作案的可能。直到2001年9月,在同律师进行卷宗分析时,律师列出了很多案件疑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两名男童在当日11点半左右死亡,但12点有一名同村小女孩看到张玉环在山上摘果子吃,也就是说张玉环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自此,张民强彻底相信了弟弟,铁了心要救他。
从2001年正式收监开始,张民强每年至少要看弟弟4次,其中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必须要去。张玉环说,同样是被判或减刑为无期徒刑的狱友,只要是“认罪态度好”,哪怕比他晚进来的,都比他早出来了。“但我就是不能承认,鼓不打不响,冤不伸不明。”张民强每次去看弟弟,都会带去足够多的信封和邮票,鼓励他至少一周写一封申诉信。张民强自己每个月也写一封。弟弟每次都把信寄给他,然后再由他修改措辞,加上抬头,打印,分别寄到北京、江西和南昌的相关部门。不过,绝大部分申诉信都没有结果。
“是什么让你们心存希望?”《环球人物》记者问。
“这么多年,每当到了想放弃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好心人。”张民强说。2008年,是兄弟俩写申诉信的第七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查厅发来一份回复函 :张玉环,你的来信已收悉,根据有关规定,已将你的来信转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收到回复函,张玉环兴奋极了。张民强马上到江西高院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让他“回家等”,便没了下文。2012年,一名公益人士带着一位律师找到张民强,称愿意帮助张玉环打官司,但一个月后,因为律师费的问题,又没了消息。
直到2017年,张民强经过当地媒体介绍,认识了来南昌处理案件的王飞、尚满庆等律师。几位律师看了张玉环的卷宗,当即判断案子有问题,于是约定次日到监狱见张玉环。他们被张玉环全家的坚持所感动,当年8月正式确定接手张玉环案。
在绝望中,抱团取暖
1997年回家奔丧后,宋小女回到深圳打工。同事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再也不和她正常相处,要么就离她远远的,要么就是年轻小伙子骚扰她。宋小女的弟弟在福建打工,一起干活的江西老乡刚刚失去了妻子。看到姐姐受尽委屈,他想撮合二人。
这个男人的妻子得了癌症,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牛,欠下几千元外债,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宋小女答应弟弟见他一面,但最后反悔了,“我心里还是喜欢张玉环”。
▍张玉环一家的老宅,如今破败不堪。(杨学义 / 摄)
1999年,宋小女查出子宫肿瘤。感觉活不长的她,想到了找人托付两个儿子,于是再次托弟弟找到这个男人。改嫁前,她对这个男人提出三个条件 :要照顾好张玉环的两个儿子 ;允许她回家看婆婆 ;无条件地支持为张玉环伸冤,并且随时能会见。这个男人一口答应下来。
虽然重组了家庭,但现实和过往依然折磨他们。宋小女经常精神恍惚地叫他张玉环,几年后这个男人主动提出:“叫我老公。”宋小女骂他神经病,“我们这个年纪,哪有叫老公的?”但他说,宋小女频繁叫错名字,他好伤心,再说外人听到宋小女这样叫,他觉得很没面子。
宋小女说,这么多年,是老公帮助她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我们抱在一起取暖,我讲我的故事,他陪我哭;他讲他的故事,我陪他哭。”两个人都对过去有着无限深情,而这恰恰成就了现实中的爱和温暖。
两兄弟也收获了零星的温暖。张保仁说,他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好朋友。那是小学四年级,一个同学骂他是“杀人犯的儿子”,张保仁跟他扭打在一起,“那应该是我童年打架最厉害的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那个同学,让他给张保仁道歉。于是,张保仁收到了对他来说最奢侈的第一次道歉。从那以后,两个孩子的交往反而多了。后来他得知,这名同学也不生活在父母身边,而是被寄养在伯母家中,他们颇有些同病相怜,自此成为至交。
带给张保刚温暖的是外公。张保刚幼年时受了欺负,就坐在一旁不说话。外公鼓励他,凡事不能憋在心里,要说出来。这造就了他后来外向开朗的性格。长大一点后,张保刚总是闯祸,外公却舍不得打他,只是躲到角落里哭。张保刚问他为什么哭,外公就说“你不听话,我很伤心”。“我现在才明白,外公是可怜我,想用他的力量补偿我。他带不好我,就恨自己无能。是他影响了我的性格,比较阳光,没有走向阴暗。”
艰难重生
漫长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2018年,江西高院对张玉环案启动立案复查。2019年3月,江西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2020年7月9日,张玉环案开庭审理,辩护律师对张玉环进行无罪辩护。8月4日,江西高院改判张玉环无罪。
▍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张玉环无罪。
早在7月,整个家族便看到了希望。实际上,经历数次减刑,张玉环在今年年底也该出狱了。张民强说,他本来为弟弟做了最坏打算,如果立案复查再不能洗刷冤屈,他就自己出钱,让弟弟出狱后继续上访、申诉。因为这份清白,不光关系着家族的过去,更关乎家族的未来。张保刚辍学后,在社会上漂泊很多年,18岁时曾想当兵,但由于父亲身负命案,无奈作罢。“我父亲出来,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以后人家再也不能说我们是杀人犯的儿子了,再也没有那些鄙视的眼光看我们了。”
随着张玉环的无罪释放,一切都变了。
他仿佛是一个从27年前穿越到现在的人。出门过马路时,得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他非常害怕,没想到马路上有这么多车。和儿子第一次出门时,他说 :“现在的进贤县,像香港一样哦!”两兄弟精心挑选了县检察院的旧家属楼租住,因为只有这里才勉强有些30年前的样子。“爸爸看到一些门店、街道,偶尔会唤起以前的记忆。”
▍8月12日,张玉环(右)在儿子张保仁的陪同下,领取了临时居民身份证。
有些事物他一时难以习惯。央视和张玉环视频连线时,张民强将手机视频接通后给弟弟,张玉环却只会把手机放到耳朵旁,张民强又给他摆弄好,但张玉环紧紧拉着哥哥,不让走。张民强非常难过 :“我的小孙子都会玩手机,他却不会。”在和《环球人物》记者对话时,张玉环还说了很多好奇的事情,“现在没有杆秤了,放在盘子上直接称”“人们都不用钱买东西了,用手机拍照片就算买”……这些都超出他的理解。
“从监狱出来,他现在更像一个孩子。”几天下来,张保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父子错位感。8月4日那天晚上,父亲对他说 :“保刚,你千万别做坏事,我在里面看到很多年轻人,过得很辛苦。”他有很多话想对儿子说,但经常结结巴巴,最后什么都说不出来。“我让他慢点说,他告诉我,监狱里有严格纪律,问话时,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想说的说清楚。我们正常人说话的节奏,他都不适应。”张保刚说,他感觉父亲就像一只笼子里的小鸟,突然自由了,对外界的一切都很陌生,也很无助。
为迎接张玉环,宋小女提前很多天来到张家村。那时,宋小女的老公已经开渔,准备出海,听到消息后立刻辞职,追了过来。见到张玉环后,宋小女的老公说:“你的张玉环出来了,你也该回来了。”这是一种恳求。当初,他最爱宋小女的深情,如今,他最担心宋小女的深情。
8月4日那天,很多媒体都拍下了她向张玉环“求抱抱”的一幕,她说,这是她多年的心愿,但并不是要回到张玉环身边。“我当初嫁给他,太小了,没有感受到他对我是那么好。自从他走了以后,没人照顾我了,我才知道生活是多么艰难。每当我无助的时候,每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多想他抱抱我啊……”
▍2020年8月5日,张玉环接受媒体电话采访,宋小女站在一旁。
8月9日,是张玉环最小的孙子两周岁生日。张玉环全家邀请《环球人物》记者分享快乐。出狱后,张玉环大多都在同亲人抱头痛哭,此刻他终于露出了笑容,把第一勺奶油放到孙子的嘴里。在全家人的温暖中,他迈出了艰难而幸福的第一步。
▍8月9日晚,在新租住的家中,张玉环为最小的孙子过两周岁生日。(杨学义/摄)
“我真正理解了父亲”
8月11日,宋小女坐上了回家的高铁,发了一条抖音:“我走了,带着酸甜苦辣,我回家了,愿自己余生安好!”
宋小女终究没能等来张玉环的拥抱,但她将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三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都留在了张玉环身边。张保仁看到母亲这样做,非常心痛,父亲出狱了,母亲却把自己困在了“牢房”。“多年来,她含辛茹苦帮我们成家立业,这四个孙子孙女,就是她的命。而现在,即便想孙子孙女,都要考虑是不是能来看一下。”张保仁明白,虽然母亲骄傲地说,要将8个孩子完完整整地留给张玉环,但这对她自己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奉献和割舍。兄弟俩已经商量好,今后轮流换着陪父母。命运,依然留给这一家人伤痕,兄弟俩在尽全力愈合。
▍2020年8月5日,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左)感谢宋小女。
兄弟俩在成长过程中,一度对父母的印象不好。“1997年,妈妈回家给外公奔丧,我根本不肯叫她。”张保刚说,母亲那几年的缺席,是常年折磨他的痛。对于父亲,虽然兄弟俩一直坚信他的冤屈,但常年的父爱缺位,依然让他们抱怨父亲为何不在身边。
直到为人父,兄弟俩才真正理解了父母的无奈。张保刚的暴躁性格收敛了,“因为我有老婆孩子,会想,我出事了,谁照顾他们?”在福建漳州东山岛出海打渔的那些年,他们真正理解了生活的艰辛。张保刚第一次出海就差点回不来,“那是2008年8月4日,新船第一次出海,遇到台风,别的船都回来了,但船长迷信,坚持新船要满载而归,否则不吉利”。向来什么都不怕的张保刚感到了恐惧,“浪有三层楼那么高,每次都把整条船盖住了,然后船再重重地摔在海面上”。上岸后,张保刚不想做了,旁边有人说 :“出海不是谁都能做的,怂货做不了。”这句话激怒了张保刚,他决定继续坚持。
张保仁有次出海,脚在撒渔网时被钩住,整个人掉进海里。当时渔船距海岸60多海里,相当于110多公里,幸好有人及时把他捞上来,而且当天风平浪静,否则他肯定活不成了。“这个手指第一个关节被渔网划伤了”,张保仁指着左手大拇指说,当时肉缺了一大块,露出白骨,泡在海水中,钻心地疼。但他只在船上休息了一天,就继续干活,伤口反复愈合,又反复感染,“我没法休息,要赚钱养家”。那时他刚20岁,做了父亲,需要养活孩子。
兄弟俩说,在海上,他们每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我死了不要紧,老婆孩子怎么办。“我真正理解了父亲,如果我是他,即便不自杀,我也会变成神经病,疯掉了。真是生不如死。”张保刚说。命运和岁月给了这家人苦难和分离,也帮助他们和解。
兄弟俩的故事让《环球人物》记者想起了《老人与海》,但兄弟俩说没听说过。记者说 :“里面有句名言 :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张保仁说 :“这句话形容我们家很合适。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面对正确的事情,就义无反顾,面对错的事情,也不会逃避。”
一切都回不到1993年了。但张保仁说,只要有亲情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他的微信名为“残月”,他说 :“这么多年,我们家的月亮都没有圆过。”“这次可以改成‘圆月’了吧?”“还是不能改,妈妈回不来了。”
返程路上,《环球人物》记者心中的问号有了答案。张玉环每次给儿子写信,都会叮嘱他们为自己伸冤,但也一定要做善良的人。在兄弟俩的成长中,虽然坎坷不断,但每当家人有机会,都会嘱咐他们 :千万不能报复社会,这不光对爸爸伸冤不利,还会被人说父子有“犯罪基因”。面对命运的恶意,全家人都选择用善意去面对。
8月4日张玉环被释放当天,恰逢农历六月十五,不知张保仁有没有抬头望一望,天上那轮圆圆的明月。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