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导演曼努埃尔·巴索艾尔多在拍摄中
 

　　如果你在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里搜索曼努埃尔·巴索艾尔多（Manuel Basoalto）这个名字，检索出来的人物介绍里只有寥寥数词：智利导演，作家，以电影《聂鲁达》（NERUDA）出名。这一方面显示了在这一方富饶又饱经苦难的大陆上发展起来的电影产业，与他们北美近邻在山巅之上构筑的影视帝国相比，无论在资源还是市场上都不占优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拉美电影的一个特点，正如巴索艾尔多本人所言，“拉美电影受文学影响很深”。

影片《聂鲁达》剧照：1971年聂鲁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巴索艾尔多这个名字在主流电影界可能不太响亮，但由他导演的影片《聂鲁达》中的这一位主人公，却无论在拉美内外都饱受拥戴。
　　头顶诺奖桂冠，兼有人民诗人，国会议员，共产主义者，流亡爱国者等多重身份，说巴勃罗·聂鲁达是智利的“国宝”可能一点也不言过其实。无论在他身前还是死后，聂鲁达在智利国土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随着他的诗集如《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漫歌》等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醉心于这位西语诗人的中国读者也越来越多，这也无怪乎不久前于北京举办的智利电影周选择将《聂鲁达》作为开幕影片。并且今年年内智利驻华使馆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以宣传这位诺奖诗人，去年年底新当选的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十一月访华期间也亲临北京朝阳公园，参加聂鲁达雕塑的安放仪式。智利，这个对中国而言处在地球另一端的南美国家，在与中国建交四十四年之际，正尝试用诗歌与文学告诉中国人，智利不光出口铜矿和李子葡萄，也向世界贡献知识和智慧。
 
　　借着本次电影周的东风，《聂鲁达》的导演和制片人也来到了中国。从智利使馆事先发布的媒体手册上来看，《聂鲁达》是智利第一部讲述诗人生平的故事片，不过早在2003年和2007年，导演巴索艾尔多就先后拍摄过两部关于诗人的纪录片，而《聂鲁达》的电影剧本也由他亲自完成。在智利，巴索艾尔多与诗人的关系曾引发媒体广泛而热烈的猜测，受关注程度甚于电影本身。这是因为导演和诗人拥有同一个“娘家姓”——巴索艾尔多（巴勃罗·聂鲁达是诗人的笔名，他的本名则为內夫塔里·雷耶斯·巴索艾尔多Neftalí Reyes Basoalto）。但巴索艾尔多曾在接受智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和聂鲁达的这点‘远房亲属关系’远非自己创作该电影的动机。”
　　巴索艾尔多于今年4月17日带着《聂鲁达》开启了智利国内的巡回式放映，他也将这部影片带到了墨西哥莫雷利亚国际电影节等平台上，然而影片的放映却产生了导演意想不到的结果。《聂鲁达》讲述了诗人作为逃亡者的一段经历，它发生在1948年，当时的智利总统冈萨雷斯·维德拉（González Videla）通过《民主保护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聂鲁达作为参议员，在国民议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控告总统的演说，由此受到弹劾与追捕而不得不从智利北部出发，跨越安第斯山而向南逃亡到阿根廷。虽然巴索艾尔多尝试将这段经历改编成一部惊险的悬疑电影，但是这一努力却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赏识，美国著名的电影评论网站，“好莱坞报道家”（The Hollywood Reporter）上有篇评论甚至连用好几个“平淡乏味”来形容《聂鲁达》，认为它缺乏悬念和戏剧性，而聂鲁达这一形象则缺乏传奇色彩。
事实上，与该片一样将聂鲁达逃亡经历作为影片背景的还有一部二十多年前的意大利电影，《邮差》。大多数中国影迷可能正是通过《邮差》而知晓这位受人爱戴的智利诗人。这部电影根据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聂鲁达从祖国逃亡到意大利以后发生的故事。在故事发生的时间段上《邮差》与《聂鲁达》这两部电影非常相近，但是却塑造了两个很不相同的荧幕形象。与《邮差》中看起来和善、略显臃肿却又富有激情，并且教一个普通邮递员写诗的老头儿相比，《聂鲁达》中被智利警察通缉的聂鲁达则兼有政治家和逃亡诗人的气质，显得更为威严和坚定。导演是如何用镜头展现“聂鲁达”的，以及为何如此？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对巴索艾尔多进行了一次专访。

《聂鲁达》导演曼努埃尔·巴索艾尔多

 
　　巴索艾尔多本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像个导演。他穿戴得异常正式而整洁，低调的暗蓝色西装搭配着同色调的格子领带，雪白的衬衣格外醒目，合身的深色牛仔裤勾勒出修长的双腿，显示出它们的主人对保持身材的注意，而脚下是一双雅皮味十足的布洛克皮鞋。巴索艾尔多举止儒雅，彬彬有礼，与同样去年此时来华的哥伦比亚导演哈罗德·多隆贝德罗（Harold Trompetero）——这是个热衷于表现小人物悲与喜的导演，他仅用100万美元塑造了一个富有平民色彩的哥伦比亚“超人”（El Man）——相比，巴索艾尔多无疑充满了偶像气质。事实上面对他你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对面坐着一位正在讲课的大学教授。使馆官员在介绍他的工作语言时强调，除母语西班牙语外，巴索艾尔多还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采访可以三种语言中任意一种进行。与欧洲频繁而密切的往来，显示了巴索艾尔多和他的智利先辈同胞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巴勃罗·聂鲁达曾长期生活在西班牙、意大利，担任过智利驻外领事和驻法国大使；《荒野侦探》和《2666》的作者、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定居于西班牙并病逝于巴塞罗那；而六十年代在卢浮宫举办展览的智利民间艺术家比奥莱塔·帕拉，甚至与一位瑞士音乐家结为伉俪。这种相似性与“文艺”气息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导演在影片《聂鲁达》中弱化了人物间的对白，而采用大量诗歌的语言来表现诗人在逃亡中的心路历程。
　　由是我们的谈话从电影开始，巴索艾尔多与记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动机、手法与困难，以及诗人生命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平行蒙太奇使诗人形象更为丰满”
　　影片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即为巴勃罗·聂鲁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等待颁发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获奖演说中提到了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旅程，这段经历却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也正是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旅途中，诗人写完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漫歌》。接下来影片很自然地切换到诗人的这段逃亡经历上来，其中还以倒叙的方式穿插着数段诗人青年和童年时的回忆。在谈到《聂鲁达》的剧本创作时，巴索艾尔多透露自己的本意是通过逃亡与逃亡中的回忆双线并进以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聂鲁达”。
　　“电影学中有个专门术语叫‘蒙太奇’，指的是多组镜头或画面组接到一块的手法。在这部电影中我采用的是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聂鲁达在不同时间段经历的不同事情剪接在一起，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要素则是地域和自然风光。”
　　“不管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电影里，当我们描绘一个人物的时候都希望这个形象尽可能的丰满与生动，所以我们不仅会描述他的外在经历，也会刻画他的内心世界。影片中回忆诗人青年和童年的片段其实是聂鲁达在逃亡中的内心独白。”
　　“聂鲁达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智利南方度过，随着年龄增长他从南方跨越了漫长的距离来到北方，所以这段逃亡的路途其实是诗人踏着当年的足迹往故乡的方向走。我们知道聂鲁达的诗歌有三个主题，自然、爱情与社会，他一向认为，大自然是他的母亲，而诗歌的灵魂就孕育在这些大自然的瑰丽景色中。因此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感触是分外细腻与深刻的，而逃亡路途中的不同景观也是本片的重要线索，河流、山川、森林、湖泊，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诗人对过往年华的追忆，激发他的创作灵感。”

影片《聂鲁达》剧照：聂鲁达在逃亡中创作诗集《漫歌》

 
　　“逃亡中创作的诗歌是聂鲁达最真实的声音”
　　当谈到为何选取诗人在智利境内的逃亡经历来拍摄这部影片时，巴索艾尔多列举了两点原因。第一点是因为诗人在接受诺奖时提及了这段经历。“获得诺奖可以说是诗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理所应当会选择对自己人生起到关键作用的经历来讲。”
　　第二个原因则更为重要。“诗人逃亡的过程中不单只有逃亡，他还坚持着写作。聂鲁达不仅是个诗人，他还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还有抗争，但是他的抗争不是通过枪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他手中的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的武器。”
　　“在影片中你们可以看到，现实想要迫使聂鲁达停止写作，逃亡中的艰险，总统和警察一丝也不肯松懈的追捕，但是这些都没能让他放下手中的笔。因为写作对于聂鲁达来说是性命攸关的。”
　　“在逃亡中，聂鲁达坚持完成了诗集《漫歌》的创作，这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用诗歌描写了自己和同伴因持不同政见而惨遭政治迫害，策马外逃、四处藏匿的情景，对那一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批判。逃亡中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最真实的声音。《漫歌》想要强调的是人性的尊严不允许被伤害。”
　　“这就是我选择这段时期的第二个原因，我想通过影片让人们理解聂鲁达是如何创作这部诗集的。”
 
　　解读被媒体误读的“聂鲁达”——“该片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既忠实于诗人真正的性格又使得情节富有张力”
　　针对西方媒体诸如“人物过于平淡”，“情节缺乏张力”的“差评”，笔者向导演询问看法。巴索艾尔多爽朗地笑了，他认为有些媒体过于片面地看待电影中诗人这一形象。
　　“作为一名导演，对我来说，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真实地呈现聂鲁达这一人物形象。聂鲁达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由情节需要去捏造一些事实。我希望这部电影忠于现实中的聂鲁达，能够真实地还原与塑造这一人物。”
　　 “但是想要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你可能也注意到影片开始和结尾处的演讲并不是聂鲁达本人的真声，而使用了演员何塞·斯卡尔（José Secall）的声音。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在开场部分我们有意采用了历史录像和演员表演镜头的穿插剪接，并且原文引用聂鲁达的演讲稿，就是想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让观众觉得演员和聂鲁达合二为一了。”
　　“但事实上，聂鲁达本人说话非常之慢。不仅如此，在他身上具有一种哲学家和思想者的气质，他在任何场合都会展现出一种慢，因为他边说边想，边走边想。这对于电影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电影受情节和时长限制，以开场演讲来说，如果采用诗人真声，我们大概就只能听到一半的内容了。而且本片的主题是逃亡，逃亡是惊险而匆忙的，如何在逃亡中如实地展现聂鲁达性格中的那种慢和从容是有难度的。”
　　“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也是为了吸引观众，为了让更多的人想要去了解聂鲁达。但如果拍出来的聂鲁达就是说话慢吞吞，走路拖拖拉拉的样子，观众估计也没有兴趣了。在我们选取剧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一个故事太过传统和平淡，没有任何吸引眼球的地方，我们就会放弃它。在真实还原聂鲁达这一人物和保持影片张力和悬念之间，我们需要做一个平衡。”
　　“但是仍然有很多媒体不能欣赏影片中反映出的聂鲁达的真实性格，他们认为这个‘聂鲁达’缺乏英雄气概和传奇色彩，逃亡情节一点都不跌宕起伏，不够惊心动魄，好像这个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只是披着一个斗篷（安第斯山区传统御寒服装，也称“蓬乔”）不停地逃来窜去。”巴索艾尔多说到这里颇为自嘲地笑了起来，“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认真和全面地看待聂鲁达，没有接受这一个真实的聂鲁达。”
 
　　“纪录片重事实，电影重氛围”
　　早在2007年，巴索艾尔多就拍摄了一部电视纪录片《聂鲁达：一个逃亡者的日记》，该片与《聂鲁达》题材相同，后者正是根据前者改编而成。那么导演在拍摄电影时的侧重点是什么呢？
　　“《逃亡者日记》是按章节拍摄的，篇幅很长。我在片中邀请了很多聂鲁达的生前好友来叙述事情在当时是如何真实发生的。而拍摄电影的时候，我的侧重点就从事实本身转移到整体氛围的营造上来。我想让观众在这种氛围中更好地感知聂鲁达逃亡、写作时的心情，感知他的精神。”
　　“我们在做纪录片的时候关注的是历史本身，事实如何，我们就如何叙述。在纪录片中，诗人的诺奖演讲使用的就是真声。但是电影是不同的，电影本身带有一种神秘感。聂鲁达本人也认为艺术应保持神秘。所以在创作影片《聂鲁达》时，我们更多地是去营造一种氛围，去传达聂鲁达诗歌的精髓。其实拍摄这部电影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想要呈现诗人在怎样的环境下写成了《漫歌》这部作品。”
　　影片中氛围的营造也是通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来传递的。这些片段闪现着人性与诗意的辉光。比如有一处，逃亡中的聂鲁达伏案写作《漫歌》到深夜，困倦地睡着了，他的爱人达利娅（Delia）拿起他的手稿轻轻地翻看；另一个镜头是青年聂鲁达旅行到一个印第安农庄里，其中一个睿智的农民和他探讨诗歌，农民说：“对我一切都很简单，月亮就是月亮。”聂鲁达却着迷般地回答：“月亮是个女人。”
 
　　“他们通过艺术改善社会，我通过电影开阔人们的视野”
　　在采访中巴索艾尔多坦言《聂鲁达》是他导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之前他不仅拍摄过两部关于诗人的纪录片，也为20世纪重要的抽象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智利画家罗贝托·马塔（Roberto Matta），西语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等艺术家制作过纪录片，创办过影评杂志和文学杂志，当过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策展人，在欧洲和智利举办过巴勃罗·毕加索的展览，巴索艾尔多所从事的艺术创作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某一领域，也没有局限于哪个艺术家。但他所涉及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巴索艾尔多认为这也是二十世纪很多左派艺术家的共性——“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达到改变、改善社会的目的。”
　　回到诗人聂鲁达身上来，巴索艾尔多阐释道：“聂鲁达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他希望尽自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想表现的一点就是聂鲁达如何通过他的努力、诗歌与工作来改变社会的。当然他所做的一切，主要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来完成。”
　　“至于我，我也和我镜头下的艺术家有一样的想法。我想通过我的电影让更多的人开阔视野。现在有很多电影或电影人都一味追求商业化，一味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比如说好莱坞的一些影片，虽然很卖座，有的时长两个多小时，有很多炫丽的特效，观众看完会说很惊险很刺激，但是不会启发他们去思考，去追问，去解答心中的疑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导演应该做的，好的导演应该更多地拍一些能对人有所启发的电影。”
 
　　“我们远离好莱坞模式”
　　智利，这一南美洲的“裙边”，如今已成为南美最繁荣稳定的国家之一。2012年智利人均GDP为19,000美元，这一数字在2016年或2017年还有望提高到30,000美元，届时智利将毫无悬念地踏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这一繁荣却没有漫延到智利的电影产业。去年一年，智利国内生产的影片总计45部，而在它的近邻北美，好莱坞平均年产影片数量就在500部以上。对此巴索艾尔多是这么解释的：“我们拉美电影人手里普遍没有特别好的资源和特别优厚的资金，也不会有特别大的电影公司，背后也没有非常国际化的团队作支撑。而好莱坞则不然。好莱坞生产电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些电影人知道哪些元素会吸引眼球，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只要具备这几个元素，电影就可以像流水线上的商品一样批量生产，成本也会很快收回来。所以大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按照这个模式生产。”
　　“但是拉美电影人不想遵照这种模式做电影，事实上我们是远离这种模式的。我们做电影的时候会更专注于所拍摄的影片要传达什么样的精神，我们会更多地去关注自然和社会，诸如此类。”
 
　　“拉美电影受文学影响很深”
　　“拉丁美洲走出了很多文学巨匠，比如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单智利来说，就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位是诗人聂鲁达，还有一位是拉美获诺奖殊荣第一人，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小说家就更不必说了。长期栽培在这方文学的土壤上，使得拉美电影受文学影响很深，我们有取之不尽的文学和艺术素材。”
　　不过当被问及是否有考虑将一部智利作家的小说改编为电影时——比如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巴索艾尔多未作回答，但他也透露，自己正打算再拍一部有关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片，“毕竟智利亏欠聂鲁达太多了。”他坦言道，“而拍摄第一部影片的经验将为第二部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拂晓，满怀着火热的坚忍之心，我们将进入那壮丽之城。”影片《聂鲁达》的结尾是诗人在他那篇伟大的演说中化用法国诗人让·阿蒂尔·兰波（Jean Arthur Rimbaud）的诗句，“我坚信理想主义者兰波的这一预言。我来自那黑暗的地区，来自那因地理上的陡峭外形而与世隔绝的国度。我是诗人中最孤寂的一位，我的诗偏于一隅，压抑而又潮湿。但我相信人类，我从未丧失过希望。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带着我的诗歌，也带着我的旗帜长途跋涉至此时，此地。我要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劳动者和诗人们，永恒的未来就在兰波的那句诗里：只有怀着燃烧的坚忍之心，我们才能征服那光辉壮丽的城市，而它将给人类以尊严、正义和光明。这样，诗歌才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这大概也是巴索艾尔多执意要将这段用镜头还原给观众的原因吧。（采访/文 公共外交网记者 黄瑜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