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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一个木匠的逆袭
时间:2022-05-07 来源:一致通过的陈老师
   

  前两天,我跟朋友讨论到“寒门是否难出贵子”的话题时,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李瑞环。

  在江同志当年的班子里,李同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出生草根,原本是一位木匠。既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拔尖学历,从最底层做到最高层,堪称史书级别的逆袭。

  从他的经历里,我们能吸取到哪些人生的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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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江同志在向记者介绍同事,左三为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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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志1934年,出生在天津宝坻的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穷得很。

  穷到什么程度呢?

  在当地,人们吃的粮食分成五个档次,最好的是白面,是可以包饺子的那种;最差的是掺杂了糠或麸皮的“粗粮”,是李同志家里经常吃的那种。他曾回忆说:

  我有个二大娘,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

  当代人除非遭遇极端情况,否则很难拥有饥饿的体验了。因此,恐怕也很难理解,一个玉米高粱饼子,为何会让人一辈子记得。

  由于家境贫寒,李同志在断断续续上完小学后,就被迫成为“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在本应学习三角函数的年龄,只能在家学习种地和织布。如果照这个节奏下去,他人生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继续当农民。

  贫穷最大的罪恶,就是会限制人生的可能性;要跳脱命运的安排,有时必先跳脱出生地的安排。

  到17岁那年,李同志或许感到,窝在老家怕是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去北京打工。

  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起初来到北京,他没什么技能,只能当卖力气的小工,给木工队刨花。然而,木工队里也有伯乐。一个叫王锡田的工长见他干活还算灵巧,就对他说:你来跟我学木匠吧。

  由此,李同志进入了木工世界的大门。他能吃苦、爱学习、手艺好,师傅喜欢,同行认可,渐渐地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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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在工地上

  不久之后,木工队乘着公私合营的东风,被编入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李同志也成为了一名有编制的国营木匠,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飞跃。

  此时,大约是1950年代初,江同志已经当上了副厂长,朱同志从清华毕业进了中央机关,而另一位李同志早已在当时人人向往的苏联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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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讲这个话的意思,不是为了突出李同志的起点低。相反,他声名鹊起的地方“相当高”,谁也比不了。

  那个地方叫人民大会堂。

  1958年,已经是木工队长的李同志,迎来了他命运的第二次转折。

  当时,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大庆。首都北京为此将修建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周总理亲自定案,日后担任委员长的万里同志当总指挥,全国众多能工巧匠汇聚于此。

  李同志带着他的“木工突击队”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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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查看大会堂模型,左一为万里

  我记得小学课文里都提到过,为了赶上“大庆”,大会堂的工期只有短短的十个月。

  施工过程中,工程指挥部要求木工队,在八天时间里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技法“放大样”,时间指定是赶不上的。

  要不怎么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

  李同志利用刚刚自学的三角函数等数学知识,研发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取代了传统的“放大样”,只用三天时间就做出了模版。

  经此一役,李同志名声大振,不仅成为了劳模,他的事迹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名字就叫《青年鲁班》,里面还有爱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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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年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红了两个劳模:一个是木匠李同志,另一个是铁匠张百发同志(后来成为北京副市长)。

  两人成功引起了万里同志的注意,被视为他手下得力的“哼哈二将”。

  不久之后,他们双双被从施工队长提拔成建筑公司的副书记,完成了从工人到干部的飞跃。

  如果说人生有捷径的话,掌握一门有价值的手艺,成为这一门里的“高手”,其实就是捷径。

  因为它可以是养家糊口的饭碗,也可以是飞黄腾达的基石。

  李同志当木匠几十年,靠着勤学苦练,做成了木匠中的状元。

  在中国紫檀博物馆,有李同志捐赠的亲手制作的家具。这些都是他在“文革”时,用树杈和劈叉为材料,一块块拼接而打造的,看上去“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

  有参观过的观众评价说:“现在的家具,哪有图案拼得这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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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志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一个修大会堂的人,怎么有一天就变成了用大会堂的人了呢?

  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了。

  趁着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的春风,李同志被吹回了老家天津。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为父老乡亲办事情,李同志显得格外卖力,干了两件大事情。

  一件是引滦河水入天津,解决了喝水问题;一个是建设中环路等城市干线,优化了出行问题。

  天津人民很高兴,李同志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也吸引了小平同志的注意。

  1986年是李同志的高光之年。

  这一年的8月20号,邓公视察天津,他在李同志的陪同下巡视刚落成不久的公路干线。

  相关资料是这样记载那天的场景的:

  看到道路宽阔、长虹飞架,沿线休整一新的建筑,点缀其间的雕塑艺术品,成行的绿树,芬芳的花草赛过一座花园城。邓小平露出微笑,称赞道:“天津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大。”

  从下面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老人家看起来相当高兴。他后来还亲口对李同志说: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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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志陪同视察

  在选贤任能的机制中,一个人的平步青云,建立在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上:上面是伯乐的赏识,中间是个人的能力,基层是民众的呼声。

  邓公赏识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能干实在事。毕竟,他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设计师的蓝图需要有工程师来落地。

  干工程,这个是李同志的强项啊!

  但是,他此时的能力绝不止于此。

  同一年底,国内的大学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风波”。事后,邓公发表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篇谈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其中点名表扬了李同志:

  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也就是说,短短数月,他就得到两次“最高表扬”。

  于是,两年多之后,在一次更大的“风波”被平息后,李同志和江同志一样,接到了调往北京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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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十几年中,李同志是《新闻联播》固定报道的对象。不过,因为分管领域的原因,他的关注度不如朱同志。

  实际上,他的知识水平相当高,特别是体现在他的讲话。

  讲话的水平,反映智慧的高低。

  众所周知,天津人都会说相声。李同志是自学成才,没有教条的影响,又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他的语言风格就自成一体,非常接地气。

  比如,针对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得很,总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比,盲目自大。李同志就说:

  乌鸦和凤凰比屁股,都是那么脏,为什么不比翅膀,看谁好看?

  再比如,谈到分配和共同富裕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李同志就用了一个简单却精妙的比喻:

  你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

  我看到他的这些比喻,就想起有一句话,叫“真佛只说家常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渐渐发现,许多厉害的人,他不需要长篇大论,往往就是几句话,就能让你觉得醍醐灌顶。

  这个真的是high level。

  为什么能做到呢?

  李同志的经验是,读书,而且要读哲学。他在自己的书里就写道:

  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

  说到李同志的“明白”和“智慧”,就还要提到一次经典的问答。

  那是在2000年11月,他来到香港,与各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会后,李同志被急于采访的香港记者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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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港记采访

  众所周知,香港记者非常刁钻。一名女记者就抢着问道:“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够团结?”

  不得不说,这种问法纯属挑事,现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哪知道,李同志笑了笑,反问女记者道:

  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身体不健康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

  顿时,笑声四起,有的记者居然破天荒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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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李同志功成身退。

  在临别的讲话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生涯,对人们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

  退休后,李同志将自己过去的讲话,整理成了若干本“哲学书”,有《学哲学 用哲学》《看法与说法》等等。

  这些“哲学书”,没有艰深和晦涩的语言,没有深奥和抽象的思辨,都是用“大白话”在讲“大道理”。它们虽然出自一位老木匠之手,但雕刻的都是人生的智慧。

  我读下来,真是很有收获,而且每次看都有新的感悟。

  我建议你们,赶紧去学习一个。

  然后不管现在干着什么职业,处在什么境遇,都要相信自己,还能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