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推出同名品牌以来，Gabriela Hearst就以其真诚且具有前瞻性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缓慢发展的商业精神、限量生产的手袋和完美的剪裁、高质量的系列而闻名。近日，这个早已以“馄饨包”和“风琴包”被中国消费者熟知的品牌终于进入中国市场，Jing Daily与Gabriela Hea
Gabriela Hearst与她的“风琴包”Diana
生于乌拉圭的纽约设计师Gabriela Hearst曾经表示，奢侈品消费也可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创办五年来，她的同名品牌也证明了这一点——品牌的产品总是有着长长的等待名单，热门单品往往“一包难求”。然而即便如此，这位设计师也没有改变她缓慢发展的商业理念，品牌的产品都有着漫长的生产周期并坚持限量发售。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慢节奏和对过程的注重显得尤为可贵。
Gabriela Hearst的品牌哲学和商业理念与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Hearst在一个乌拉圭的牧场长大，她的家族已经有六代人在那里生活了。父亲去世后，她于2011年接管了牧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Hearst就认识到了物品实用性的价值，以及制作出经久耐用的物件的重要性。乌拉圭牧场的影响植根于Hearst的生活中，也植根于她同名品牌的理念中，即便身处国际大都市纽约，这种影响依然存在。Hearst渴望制作出能够超越季节和时间限制、历久弥新的产品，让奢侈品也具备实用性。
Gabriela Hearst在中国的两款“网红”手袋Nina（左）和Diana（右）分别被称为“馄饨包”和“风琴包”。
Gabriela Hearst本人嫁给了美国媒体大亨William Randolf Hearst的孙子Austin Hearst，她的同名品牌也得到了LVMH Luxury Ventures的投资。但这位设计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世界观，坚持做“诚实的奢侈品”，并以她对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极具前瞻性的思维、缓慢发展的商业理念成为时尚圈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一举摘得2020年CFDA“年度美国最佳女装设计师”称号后，Gabriela Hearst终于开始转向中国市场。该品牌于10月6日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了第一篇帖子，介绍了品牌的故事和核心价值。Gabriela Hearst 2020秋冬系列也在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连卡佛门店率先发售，品牌精选成衣单品也将在连卡佛各大门店发售。在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之际，Jing Daily与Gabriela Hearst聊了聊成长经历对她的影响、她的商业理念以及对“诚实的奢侈品”的定义。
Jing Daily：您同时是一个大都市的设计师和一个牧场的经营者，这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您觉得童年在牧场的生活和牧场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您个人和您的设计理念？比如对于可持续和时间的概念？纽约的生活节奏和牧场一定很不一样，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您为什么觉得创建一个反映慢节奏和过程的品牌很重要呢？
Gabriela Hearst：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长大，那里的物品和建筑都必须经久耐用，我们更注重质量而非奢华。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物品应该是经久耐用的，没有任何东西应该被扔掉——它们可以被重新利用。
在Gabriela Hearst，我们使用高档材料，但每件产品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手工制作，并有其特定的用途。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纽约，所以Gabriela Hearst是两个地方的结合，这两个地方——纽约和乌拉圭——造就了今天的我。我的梦想是创建一家为客户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足功课的奢侈品公司。我想尽可能多做一些高品质的、诚信的产品。
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它不是以潮流为基础的；它拥有永恒的设计，能够诉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而言，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承担个人、行业和公民的责任。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使用合成材料，而是使用天然纤维、无铬皮革、芦荟处理过的亚麻。主要材料是羊绒、美利奴羊毛和丝绸。我们并不铺张浪费，但我们选择最好、对地球影响最小的材料。
从小在牧场长大的Gabriela Hearst与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Jing Daily：您品牌的手袋是限量生产的，产品总是有很长的等待名单，您这种缓慢发展的商业理念似乎与其他公司极速扩张的趋势背道而驰。您为什么控制公司的发展呢？
Gabriela Hearst：在我们推出成衣和鞋履系列之后，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不应该再背其他品牌的包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我就花时间设计了一款我非常喜欢的手袋。2015年10月，我在巴黎街头背着那只样包，人们开始在街上拦住我询问这只手袋。
我原本计划只做25只。之后在伦敦，我在一间酒店的电梯里遇到了一位男士，他看到那只手袋是怎么打开的，跟我说很有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我自己做的样包，我想再做几个。他表示如果我做了的话，他会想买一只给他妻子。当他给我名片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苹果公司的首席设计官Jony Ive。我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征兆。
几个月后，我给他寄了一只手袋，他则给我寄了一台iPad pro。之后，Brie Larson在获得奥斯卡奖的前一天晚上，拎上了第一批手袋中的一只。这款手袋一直被好运包围着。我们的手袋从最初的概念到样品平均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我们花很长的时间设计，而生产可能需要至少三个月，所以我对所有的手袋都很重视。现在Diana和Joni是我背得最多的包。我已经不间断地背了Diana一整年，它上面甚至没有一个划痕。
Brie Larson拎着品牌的Nina手袋。
Jing Daily：在创立您的同名品牌——一个奢侈品牌——之前，您还有过一个更偏向中端市场的品牌，您为何离开那个公司并进入奢侈品领域？对于您来说，奢侈品是什么？
Gabriela Hearst：我一直想以最好的方式做我所做的事情。因为Candela专注于当代市场，我无法用最好的材料和工艺设计制作。当今对低价的需求影响了产品和世界，也影响了我的灵魂。我不再年轻，所以我决定是时候了。Gabriela Hearst让我的愿景更加清晰，服装设计是我热爱的事业。如果你也支持质量的话，就是支持一份热爱。因为伟大的产品背后是对自己工作的热爱，有时甚至是几代人的热爱。创造伟大的产品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
品牌注重材料和工艺
Jing Daily：您希望您的品牌是“诚实的奢侈品”，您如何定义“诚实的奢侈品”？
Gabriela Hearst：我认为我们的“诚实的奢侈品”代表的是质量与设计，这一理念也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生共鸣，他们要求透明和可持续，但仍然希望展现精致和魅力。它也与我们对工艺和奢侈品的热爱产生共鸣。我相信真正的奢侈品客户是不会被欺骗的。如果我们设计的作品能在这个星球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它最好是伟大的。当然，设计的可取性也要有。我们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奢侈品是可持续的，美丽的设计和愉悦真正存在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购买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我们用最优质的材料和设计精心打造出的作品能够陪伴人的一生，并可以传承下去。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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