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章详情
博学多才的外交官——柯柏年
时间:2020-12-14 来源: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
   

  走上革命道路

10.png

  柯柏年

  柯柏年,原名李春蕃,自幼爱书,早在就读小学时,凡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他一定要设法弄到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兄李春涛的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攻读。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还在教务处当抄写员,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并自学俄语和德语。在此期间,他有机会读了中国共产党主义先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了深刻启发,思想上开始追求社会主义真理。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还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副刊《觉悟》。

11.png

  1932年,他升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学系。不久,因参加学潮和翻译出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学校开除。

  随后,柯柏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习。翟秋白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任兼课教授,期间,他经常向他们请教,还常住在一起。

  1924年1月,经上海大学同学杨之华(即后来翟秋白夫人)的介绍,柯柏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同时兼做非基督教同盟的工作。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时,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翟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战争,他也辍学返乡。

  1925年8月,柯柏年被聘任为澄海中学教员,鼎新校正,他支持男女平等,解放思想,破格招收蔡楚吟、吴文兰等6名女生入学,揭开校史崭新的一页。

  不久,经上海大学同学李炳祥介绍,柯柏年到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任社会科副科长,负责工农运动。

12.png

  1925年11月,他又被周恩来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澄海特派员,边教学边从事革命工作,并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问题。他收集了3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自费印刷了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他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者学系马列主义的早期读本。

  1926年夏,柯柏年调至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报》。次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辗转到上海。很快,他和杜国庠、洪灵菲接上党组织关系,编入中共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13.png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恩格斯著,柯柏年等译。

  1927年,他翻译了《国家与革命》全文,并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的《革命》副刊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他还参加“社联”的工作,并任党组成员。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柏年北上延安。1938年,任中央马列学院西方革命史室主任,先后与人合作翻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多种著作。

  1941年底,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研究院被点名批评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并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因柯柏年的英文水平高、译著多,被讥讽为“教条主义大师”,以致遭到批斗。自此他萌生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的念头。毛泽东对编译马列著作一直很重视,有一次,他见到柯柏年时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

14.png

  在此期间,他和张仲实、艾思奇等又受命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他还参加翻译苏联出版的12卷本《列宁选集》,1944年起,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科和联络科长。抗战胜利后,他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任中共方面翻译处处长、新闻处处长、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1949年8月,由他主编的《美国手册》在北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出版了《介绍共产党宣言》。

  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时,马克斯韦尔是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撰成《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书中他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

  此书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可信性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也认为该书很有价值。周恩来决定翻译出版该书的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参阅,外交部很快落实总理指示,组织专门的翻译班子,迅速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6位外交官、教授合作翻译,1963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译者署名“陆仁”,即“六人”的谐音。

  柯柏年翻译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成为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早期启蒙读物,对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也由此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因此,毛泽东曾对许多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长期奋斗在外事战线

  1944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为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为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版新书运往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他就会将该书的中文译稿交给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外事组升为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柯柏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兼任中国人民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1954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他随周恩来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翌年2月,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他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开始后,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于是,柯柏年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被一些人认为他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从罗马尼亚被调回。1959年,他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任命为驻丹麦王国大使。1967年,他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但是还有10余名大使不在被保护之列,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就在其中。

15.png

潮州市区刘察巷15号,这座百年老宅,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李春涛故居,柯柏年(李春蕃)出生于此。

  有一天,他挨批斗回家后,面带得意的神情对孩子们说:“造反派说我介绍王光美入党,证明我是她的死党。我对他们说:‘不对,我介绍她入党,她应该是我的死党才对呀!’”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查问他的下落,柯柏年等10多名受难大使才全部得以解放。

  1973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他提了两条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第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要量力而行。

  第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革”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的外援我们一分钱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有的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所以他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中共中央采纳。

  1981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评议员。1982年,他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聘为顾问,1985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