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1932年，宦乡在上海交通大学肄业，一度赴英国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考入宜昌海关。宦乡善于交谈交际，办事精明干练，富于正义感。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他参加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在江西主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历时7年。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利用当时的身份，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2017年5月24日，上饶市档案馆、信州区图书馆和铅山县档案馆资源整合共享珍贵抗战史料数据交接仪式在上饶举行，《前线日报》整合完毕 。

　　《前线日报》于1939年4月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迁至江西上饶，于是，上饶成为抗战时期的东南重镇，当时这里军政高官、社会名流、文化人士云集。宦乡以其广博学识和对时局的精辟见解，得到顾祝同的信赖。不久，报社人员进行了充实调整，他升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自此，报纸面目一新，发行量很快由7000份猛增至两万余份。

　　虽然他当时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但是他思想进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主张，写有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

　　宦乡始终坚持宣传积极抗日、民主科学的办报方针，着意培训副刊、专刊的民主科学精神，突出军报关于对战情动态、国际问题分析“快、新、准”的特色，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反映民意、抨击时弊。《前线日报》声誉鹊起，影响极大，发行范围很快超出了第三战区所辖的闽浙赣苏皖五省，扩展到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报社同时还发行前线通讯社稿件，成立了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书籍数十种。

1948年11月30日，华中轮即将靠岸（右起：宦乡、沈志远、周海婴）。

　　皖南事变后，宦乡经过多方面努力，从上饶集中营中救出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还安排部分人士到报社任职，一些隐蔽在《前线日报》的诸如副社长徐立平、新闻室主任张若达、新闻编辑部邹今托、副刊编辑殷梦萍等中共党员，把《前线日报》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积极编排宣传抗日思想的进步文稿，联络进步人士，帮助和营救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权，欲挑起内战，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宦乡因反对内战，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后前往上海，任《文汇报》副主笔。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呼吁和平与民主，《文汇报》很快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反映人民呼声的重要喉舌。不久，上海警备司令部勒令其停刊，他也受到了威胁。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丹东中共领导。

　　1948年2月，他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等方面有影响的56名爱国民主人士辗转到达解放区，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天津解放后，他又任《进步日报》主笔，之后便前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会副秘书长，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优秀的外交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底，宦乡担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首任司长，他由新闻界转入了外交领域，从事外交工作。

　　1950年2月，荷兰前领事费渊来到外交部，宦乡接见了他。费渊代表荷兰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是先决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印度尼西亚。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根据刘少奇指示，他答复费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对于荷兰政府的提议不能考虑。”

1950年6月12日，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后来，中荷建立互换代办关系，长时间处于半建交状态。1950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和瑞典互换大使的仪式，瑞典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195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宦乡作为代表团中的一名顾问，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1954年6月，中国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图为中国首任驻英代办宦乡（左二）等在英国。

　　会议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3日，宦乡与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进行了交谈。从1954年10月至1962年6月，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首任常任代办。

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了的巴黎

　　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内外政策。当时我国出现了谴责他的声音，甚至有人称他为法西斯主义分子，法国正在变成一个独裁的国家，可宦乡认为，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1962年7月至1966年6月，宦乡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抓住时机尽快与法国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当时西方主要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唯一在莫斯科和北京都设有大使馆的西方大国。

　　“文革”期间，宦乡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1976年1月至1978年9月，担任驻比利时、卢森堡、欧共体大使。

　　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长期致力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基辛格”。

　　宦乡毕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以思想敏捷、见解独到著称。他先后发表了大量具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对一些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看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抗战与妥协、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的殊死搏斗，宦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始终站在抗战与民主的一边。他强调，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力求政治经济的进步。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他还特别强调国民党政府要坚持团结，广开言路。

　　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了大量分析中国政局的文章，指出从人心向背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坚持打内战终将一败涂地。他在1948年4月写的《内战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内战”作了精辟的分析，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学理论研究方面也是一篇佳作。

（右起）温朋久、宦乡、李克农、冯铉、雷英夫

　　共和国成立后，不论在外交界还是在社会科学界，宦乡一贯主张研究国际问题要“洋为中用”，在方法上要“实事求是”。他用研究世界各国发展情况的大量成果，论证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要进行，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文革”结束后，他曾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际司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法学学会会长等职。在他的积极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改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陆续组建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和亚欧研究所。

　　在国际形势问题方面，他认为当今国际社会处于“竞争-摩擦-协调，再摩擦-再协调”的时代，并明确提出了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著名论断。他曾经建议中共中央适当拉近与美国的距离，调整中苏关系，逐渐改变“一条线”战略。

　　他还预言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和特征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被国际有识之士称为中国近年有关国际格局的精辟概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还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宦乡的这些思想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