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城市外交并不具有独立性。需将中国城市外交嵌入城市研究，推动城市国际化建设，进而推动城市发挥“内引式”外交作用。本文以城市外交视角下长春市城市形象定位研究为例，试述如何将城市外交研究嵌入城市研究之中。

　　城市外交研究兴起，固然由于外交学复兴和公共外交热引发以及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但也有来自城市的挟持以及学界对于新兴领域盲目推动的原因。我们需拨开“兴起”的迷雾，审视一些基本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名分”是中国城市外交的核心问题，制度设计是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赵可金，《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还没有明晰，则目前中国城市外交研究还谈不上有独立领域。本文提出将城市外交嵌入城市研究，具体以城市外交视角下长春市城市形象定位研究为例，从一个侧面说明如何将城市外交视角嵌入城市研究。

　　新时期城市形象需要重新定位

　　当前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意义，它必将推动国家关系布局、城市布局、产业布局等。城市布局直接推动中心城市、国际产业园区发达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边境城市、国际交通要道城市、国际区域特色城市的崛起，更推动所有城市都加快国际化建设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城市开始重新定位发展目标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的外在标签也随之需要重新定位。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了形象的重新定位。

　　长春市传统的城市形象，有“汽车城”“电影城”等。这种形象的形成源于相应汽车、电影产业、行业的兴盛。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春这两个产业、行业都面临着挑战。长春还有“冰雪城”“森林城”“科技文化城”等形象。作为“冰雪城”，长春与周边城市如哈尔滨、沈阳等相比，并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没有形成独特的冰雪标识、品牌和形象。长春作为“森林城”倒是有一定认可度（长春曾被授予“国家园林城市”称号，获评“国家森林城市”）。长春在“森林城”基础上又提出了“国际生态城”的目标。“科技文化城”源于长春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之地，但在新时期，长春这方面在全国已不具有顶级优势。长春形象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城市。

　　近年，长春市还致力于打造“会展城”“雕塑城”。相比全国会展城市，无论从硬件还是品牌效应角度看，长春都居于后位。如果说长春“冰雪城”形象可能淹没于北方同类城市之中，那么长春“会展城”形象可能淹没于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之中。长春“雕塑城”倒是一个特色。从 1997年开始，长春市政府与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合作，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雕塑展，2003年还兴建了世界雕塑公园和雕塑艺术馆。长春城市广场雕塑、街路雕塑、园林雕塑、社区雕塑也不断丰富。目前，以长春为发起城市的“国际雕塑公园联盟”正在筹划中。但是，雕塑对于整个城市发展的引领性作用并不突出。长春也需要审视新兴的城市形象。

　　另外，长春还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形象“伪满洲国首都”。但长春市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遗迹、旅游资源进行宣传，并没有定位为一种城市形象。

　　总之，长春城市形象众多，有的还与其他城市交叉，这导致长春城市形象模糊，而新时期长春又有新的城市发展目标、城市发展战略，因此，长春市的城市形象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

　　新时期城市形象定位呼唤城市外交视角

　　城市形象定位需要依托一种视角。不同时期这种视角不同，如依托自然资源、产业行业、人文景观等。这些视角多与城市发展密切关联，随着中国城市开放发展越来越突出，则“城市外交视角”可期成为新时期城市形象定位的依托视角之一。

　　首先，城市形象定位具有很强的“外向性”。如果没有“外向性”，所谓形象定位就是没有必要的。同时，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实践也具有很强的“外向性”和“交互性”。传统的城市形象宣传与推广，多是通过走出去、制作可视资料等，向城市以外的地区或国家进行宣传。新时期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实践更加多元立体。如通过接待友好城市、友好人士来访，通过对在住的外市人、外省人、外国人、外国企业进行宣传等。另外，新时期人们对于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形象感知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听说或浏览宣传手册，而是更加注重在体验中感知。这就决定了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要越来越注重“交互性”。

　　第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国城市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很多城市的国际化建设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一些国际品牌，积累了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经验。如以城市为单位主办国际文化艺术节、国际体育赛事、国际交流活动等。新时期，城市方面希望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城市外交”的 “外向性”“国际性”“交互性”有利于推动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由静态国际化更趋向动态国际化。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新一轮改革的实施是一个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框架思路是：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思路对中国城市定位提出了更高的国际化要求。如长春市，由吉林省中心城市进一步推进为东北区域城市群中的定位、东北亚区域城市群中的定位等；由向东北亚开放进一步推进为向俄罗斯、蒙古、东欧、中亚等开放，进而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另外，中国新一轮东北振兴计划，从内涵上明确了东北城市与世界的交互性定位：即主动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包括长春在内，中国东北城市被置于一种更大的视野、更大的战略布局之中，有着更强烈的“国际性”“外向性”“交互性”建设指向。

　　综上，我们提出将城市外交视角引入城市形象研究中，而不是“将城市形象传播纳入城市外交战略中”（余越、王海运，《次国家行为体视阈中的城市外交与形象传播》）。

　　将城市外交视角引入城市形象研究，概括来说，就是以国际性、动态交互性视角审视城市形象定位。

　　城市外交视角下长春市新时期城市形象的重新审视

　　首先，国际性方面。长春汽车城、电影城、科技文化城、会展城等的外向性、世界性都有一定基础；长春雕塑城的国际性也比较突出；长春日满时期的历史形象，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具有独特的国际性；国际生态城，由于长春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和全国首屈一指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且这一优势和特色在东北亚区域范围也存在，因而具有一定的国际性潜力。

　　其次，动态交互性方面。长春汽车城、电影城，依托这两个产业实现城市与世界的交互性是有限的。长春会展城，依托东北亚博览会等国际性品牌展会，可以带动城市与世界实现一定的交互性，但会展业非常依赖城市的综合发展，长春在这方面短时间还很难达到更高的国际水平。长春雕塑城，虽然立足于国际性，也进行了很多国际交流活动，但其交互性范围狭窄了些，而且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的雕塑文化没有跟上，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国际生态城，本身的体验式定位交互范围、深度、阶层比较广泛，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建设，应该能带动整个城市与世界实现很好的交互功能。长春日满时期的历史形象，可以对应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历史遗迹、历史文献、历史经历等挖掘联通资源，则其交互性也是比较丰富的。长春作为科技文化城或大学城，与世界的交互性主要体现为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国际化程度。长春的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在某些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世界知名度，且其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合作、国际人员的交流比较活跃。随着长春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北部新城作为科技产业孵化基地的建设，这些科研院所将更多地参与地方治理、城市生活，进而推动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综合国际性和动态交互性，我们认为长春大学城或科技文化城、日满历史形象、国际生态城适合作为未来城市形象的核心。当然，城市外交只是“分析视角”，结合长春城市发展实践，我们认为长春大学城或科技文化城、国际生态城为未来城市形象核心。

　　首先，这一形象从形式上契合长春城区的未来规划。在长春市中心城区，高校科研院所遍布；在长春市市域，粮食产区遍布。这些高校科研院所和生态场地完全可以成为城市的地理标识、城市景观的线索、城市公共雕塑的聚集地等。《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分别对中心城区的南关区、朝阳区、二道区等进行了明确定位，但却缺少一个融合性、统领性形象。大学城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长春市域城镇体系规划、规划区规划也缺少一个统领性、融合性的形象。生态城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这一形象与长春未来“绿色宜居城市”“东北亚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一致，可以将长春多重的汽车城、电影城、森林城等形象涵盖进来，将长春多元的奋斗精神、开放精神及农民文化、冰雪文化等涵盖进来；也可以使雕塑城更有内涵，因为雕塑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结合生态、农民、大学、时代精神、地域文化，则会更有生命力。大学城、生态城在长吉图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东北亚城市群中也具有鲜明特色。

　　这一形象也与长春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和措施是一致的。未来长春有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农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愿景规划；国家对于东北振兴有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的规划蓝图。这就需要政府、企业与高校科研院共同推进。未来长春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就是依托科技创新、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孵化。而推进大学科研院所与地方的产学研合作，也被认为是解决“东北人才流失”的主要思路。

　　综上，将城市外交嵌入城市研究，有利于推动城市国际化建设，而城市国际化建设是支撑城市发挥“内引式”外交的关键。而“内引式”外交才是中国大部分城市发挥外交作用的主要方式。至于作为“外推式”外交主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城市都不是事实上的主体。如日本城市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本中央政府制度的构建与资源注入才是其成功的关键（查雯、刘云、周幻，《日本在东南亚的城市外交》）。也就是说，城市只是充当了“角色”，中央政府才是真正的设计者和推动者。

　　孙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陈晓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