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走过了一条从“无心插柳”到“有心栽花”最后到“拓展花圃”的历程。随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国际环境中吸引力的增加，我们也应该敞开大门，内引他国来华学习。

    公共外交及其模式

    不少学者已经广泛总结了一些大国的公共外交经验，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还有很多学者在探索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之路。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就如何开展公共外交而言，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外推模式与内引模式。

    外推模式是各国最常用的模式，即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其他国家展现自己良好、亲善的形象，向其他文化传播本国优秀的文化。常见的形式，如德国的歌德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中国的熊猫外交、日本的动漫外交以及中国投放到美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以及各国负责对外宣传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目前学界对开展公共外交的探讨多集中于这一模式，本文不再赘述。

    内引模式，目前学界少有涉及，它指的是一国凭借自身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意识地吸引（往往由该国政府资助或者推动）外国人员大规模来本国考察、访问、交流和学习。内引模式的针对性非常强，比如富布莱特项目的对象群就是各国青年知识精英；而英国的公共外交，直接就“把目标锁定在各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对内外信息敏感、有较高学历、18至35岁之间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内引模式可能没有外推模式那么立竿见影，但它旨在影响对象国的未来，这是一种战略定位。而且，外推模式对于对象国民众来说往往是被动接受，再加上对象国民众的异质性，亦决定了公共外交外推模式效果的不确定性，比如孔子学院在有些地方口碑甚佳，而有些地域的人却认为那是中国的“间谍学校”，某种程度上令我国推行孔子学院身陷尴尬；我国新近推广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相对而言，内引模式则体现了对象国民众的主动追随，是对象国民众对目标国的价值观、社会发展状态、社会体制形态等方面的主观认可，所以更具效力。

    新加坡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

    自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起，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未曾间断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和借鉴。这其中除了中国一方的主观需求之外，新加坡一方的系统推进也功不可没。中国向新加坡求学已历经三个阶段，从学习经济改革开放经验到学习社会管理经验，再到学习体制建设经验，三个阶段各有侧重。而每个阶段的背后反映的是新加坡实行公共外交内引模式的发展历程。

    无心插柳，吸引中国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1年，这十多年主要是学习新加坡的改革开放经验，重点是引进外资，以求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早在1978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借鉴新加坡的意向。此后，新加坡开国元勋、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应邀成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建议中国改革开放分三步走，先选三四个城市做试点，然后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最后开发中部、西部地区。借鉴新加坡建设开发裕廊工业区的经验，中国广东和福建也建立起类似的出口加工区，而后选择合适地点，合理控制规模，向全国逐步推广，这成为此后二十年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在这个阶段，中国学习新加坡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工业化。此时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初见端倪，其特点就是充分运用自身的成熟经验，吸引其他国前来“取经”。最初，新加坡可能只是“无心插柳”，但成荫的柳林直接吸引了中国，当然也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注意。

    有心栽花，量身定做

    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1年，这十年主要是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经验。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拉开了借鉴新加坡严格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稳定经验的序幕。而此时，依靠本国公共服务的“金字招牌”，新加坡也确定了同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的宗旨，并由外交部的“新加坡合作计划”专司此事，主要为有意与新加坡合作的国家提供课程培训以及安排考察访问。针对中国，新加坡政府专门在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县处级以上官员的“市长班”，从而为内引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一阶段，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开始走向成熟，其特点是政府开始针对他国的特定对象系统施加影响。这时的新加坡已经采用了“有心栽花”的策略，直接针对相应国家的需求量身定做。

    1992年，新加坡外交部出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最初只是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短期培训。1997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启动了每年两期的“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由中国市长协会选拔组织市长团参加短期培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Master ofScience in Managerial Economics）班，这个班用中文授课，主要招收中国学员，学制一年，更加贴近中国官员的实际情况。这些官员是中国中央与地方政策的直接制定和执行者，他们学习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之后，对新加坡的良好法治、稳定秩序和社会开放程度等有了切身体会，回国即运用于实际政治与政策中，效果显著，引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注。2001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学员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这个班因此被称为“中国市长班”。

    “中国市长班”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三类：中组部选送的学员，每年约10人，新方承担他们100%的学费和90%的生活费，其余10%生活费由学员自理；教育部选送的学员，每年约8人，所有费用均由新方承担；国内各省市选送的学员，费用均由自己负担。

    “市长班”的课程设计侧重于让学员全面学习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制定及研究分析、战略与策略政策规划，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管理、公共行政领导学等12门课程。每年的课程内容根据中国发展需求做出调整。新加坡政府精心选择授课教师，让拥有相关经验的（退休）官员、学者和商业人士授课，让学员了解鲜活的新加坡经济社会管理经验。除了这种针对性很强的理论学习以外，还会安排学员考察、访问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及企业，组织学员积极讨论，深化市长班的学习效果。

    自1992年以来，南大市长班每年可吸引一百多人，另有800多名干部参加短期培训。近20年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已为中国培训各级干部3万名，20%为厅局级干部，70%为县处级干部，他们都是处于职业上升期的中层干部，不少人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必将在不同程度上践行新加坡的管理经验。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加坡公共外交内引模式发挥作用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中国公积金制度的确立。黄明翰、赵立涛的研究指出，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entralProvident Fund）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制度，让雇员为自己和家人进行预防性的储蓄和投资。公积金最初只能用于养老，后来慢慢扩大用途，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股票以及支付医疗费，目前的缴交率约为工资的40%。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首创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政治效果，成为中国学习的第一项重大社会政策。1991年5月，上海市率先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在1992年跟进。1994年，国务院总结这些城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经验，颁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将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推向全国。

    拓展花圃，学习体制建设经验

    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至今，中国向新加坡的学习更加侧重于新加坡模式中的体制建设经验，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得到新的扩展。2005年3月，南洋理工大学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课程。2009年，承办“中国市长班”的中国项目办公室，升级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的“特殊借鉴作用”再次受到中央层面的肯定，新加坡成为中国领导干部海外培训的首选地。2010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新加坡管理学院合作开办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这个新的市长班的开学典礼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主持，一开班就招收了60名中国学员，目标明确定位在平均年龄42岁左右的中层领导或决策者。此外，中央和各省市陆续派出多批考察团，学习新加坡的政党、政府、经济、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体制建设经验。

    与此同时，新加坡已不再仅止于栽花阶段，他们在总结栽培几朵花的经验基础上开始“拓展花圃”。上文提到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2004年方正式成立，该学院是以公共政策系为基础扩展的，该系最初旨在为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培训公务员，而现在的公共政策学院则意图成为未来亚洲地区乃至全球各地的决策者、执政者和学者进行公共政策培训、学习与交流的中心。

    2006年5月，在吴作栋资政的构思下，由贸工部和外交部联合成立了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Singapore Cooperation Enterprise，简称SCE），主席是公务员首长兼外交部常任秘书何学渊。合作局的目标是：“协助寻求合作的国家复制‘新加坡模式’及发展世界级的社会及经济等基础设施”。

    其一方面为新加坡开拓了新的国际商机，另一方面也打造了新加坡在国际关系及国际经济发展中可信赖伙伴的形象。目前，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的项目50%集中于中东，其他多分布于中国、印度、中亚和非洲等地。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走过了一条从“无心插柳”到“有心栽花”最后到“拓展花圃”的历程。其中有新加坡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超越单纯的贸易经济拓宽国际服务市场的选择，也有新加坡寻求国际认同与肯定的需要。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模式关键在于它有针对性地，而且是系统地向中国、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推销新加坡国家形象：国家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欣欣向荣，以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力；然后通过总结成功经验，有意识地建立相应机制，主动向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推销自己；最后依然是倚重制度性的力量，尽量广地拓展自己的影响力。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公共外交内引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对于效率较高的外推模式，内引模式更加柔和，它是一国他信力与自信力的良好结合，对于我国的公共外交发展深具启发意义。

    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上佳表现，都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国际环境中亦愈加具有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一边拿出去让别人瞧，同时也应该敞开大门让人家来学。但我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我国政府对此也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加强留学生项目，教育部已制定了2020年让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的计划，旨在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2010年4月，清华大学开展了一期针对20名美国“局长级”官员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意在让对方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公共政策进程等。但这一类“准备”，系统性较差，尚无一个全局考量。笔者也曾亲见，非洲某国来中国“取经”，怎奈我们毫无准备、手足无措，临时“篡”了些“经”传授与人。中国面对自己的成就，一方面当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不仅可以鉴自己，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模本供他国参考。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传达我们的成功经验，而内引模式则是非常有效的公共外交战略，既可以着眼长远又可以服务当下，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不妨借鉴新加坡公共外交的内引战略：系统总结自身优势，针对目标受众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向后发展国家传播中国经验，并从长计议，为目标国的优秀受众提供来华学习的制度机制。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陈雪飞（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公共外交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