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与中国人形象传播，就是要广结善缘。每个中国人有个好人缘，中国在国际社会就有一个好国缘。
　　
　　2011年11月，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活动，见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他刚从戛纳回到纽约，也许是受到20国集团峰会气氛的鼓舞，看上去气色很好。他穿梭于宾客之中，始终面带微笑，很低调，但是很活跃。我不禁想，他真是在广结善缘。由此我也想到，现代词汇的“公共外交”，如用中国化的、又很民俗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说，不就是要结一个好人缘吗？其实，广结人缘，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一种文化传承。这种处世态度既在庙堂之高，如与周边睦邻修好；也在市井民众之中，如邻里和谐相处。潘基文先生这位出生在亚洲的外交官的言谈举止，引发了我对于公共外交的一些联想。公共外交讲到最后，就是要在国际上广结善缘。人有一个好人缘，国家就有一个好国缘，这是没有错的。
　　
　　六中全会讲中国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公共外交要顺势而为。在新的全球环境下，中国文化复兴要做好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适应。说到国际化，我们怎么来看现在全球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的一些特点？几年前，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我们是谁？》这位美国政治精英提出的问题和提出问题这个现象本身，很值得我们关注。美国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很强势的，它在世界上的扩张力和渗透力很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哈佛大学这样一个培养领袖人物的美国文化核心部分，已经出现了对美国人自身身份认同的拷问。这个问题直指心灵，也就是心灵出了问题，要问自己是谁了。这个问题难道不严重吗？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压力，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我看来，现在的世界不再是重复18、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尤其是欧美向全球扩张后的西方对非西方的那种旧格局。现在世界的各主要文化都在自我审视、自我表达，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展现的大历史现象。
　　
　　从全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面前，还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地区文化中心，它们发挥自身优势，搞的有声有色。比如中东欧的捷克、海湾地区的卡塔尔、东北亚的韩国、东南亚的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不大，但起着一种文化枢纽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适应全球化挑战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我还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亚这一文化圈。从东亚近代一路风雨兼程来看，东亚地区的国家和文化都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又都在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显露着一种精神，既被动又主动，既迷茫又坚定，既屈辱又不屈。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的沉淀和根基是非常深厚的。我们要广结善缘，要借助文化力量去贴近人的心灵。不久前，我听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音乐学院叶小钢先生创作的一首新作品《大地》，是和马勒的经典作品《大地》相呼应的。在乐曲中，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李白仿佛来到我们中间，同望苍天大地，思绪接千年。我问在音乐会现场一些国际友人，他们说听懂了，还感觉到了“东方的高深”。他们熟悉马勒的原曲，但是叶小钢的作品，让他们有一种新的精神愉悦。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压，人们的心灵受到挤压，甚至开始问“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时候，中国艺术家们、文化人士们已经在用作品，用我们从历史传统中提炼的现代审美，告诉世界“我们是谁”；同时，也用中国的和艺术的方式，去抚慰人们的心灵。
　　
　　今年春节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率团来北京参加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第三次会议。这位年届89岁的老人提出要专门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再次对话。在近两个小时的“面对面”中，北大学生和这位年龄相当于他们祖父辈的美国战略人士进行了别开生面的交谈，话题涉及全球化的挑战、文化的差异、教育制度的比较、中国、美国以及世界的未来。2月1日，我收到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国后的来信。信中说，“这些优秀的中国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有如此深入的思考，我难以忘怀。我希望能得到一份对话的整理稿，至少我要给我的孙子看看。他很快就要到耶鲁大学去读书了。我要让他知道，在太平洋的那一边，他有榜样，那是优秀而又不凡的同龄人。”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袁明（公共外交季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