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我最近和弟弟夫妇三人，拿着该国颁发的签证，愉快地到这个与中国相距遥远的美丽加勒比海岛国旅游了一番。通过朋友的介绍，在那里，我意外地结识了年近八旬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卡耶塔诺·阿·罗德里格斯。这位老人在上世纪60年代访问中国，并受到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是多米尼加早期访问新中国的一批友人中，至今唯一健在的一位。
作者和卡耶塔诺的合影
卡耶塔诺·阿·罗德里格斯，1941年6月2日出生。曾是多米尼加早年“人民运动党”的领导人和学生运动领袖。1963年因反对特鲁希略独裁者统治而激怒美国，先是被他们抓捕，后随革命党民选总统胡安.博什流亡国外。1965年初，他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却又被当政的军人抓进牢房。同年4月，他被国内左派发起的“立宪运动”力量解救。从此，他便义无反顾地开始加入反抗美国入侵和其他众多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和运动。卡耶塔诺现为多米尼加圣多明戈大学终身荣誉副校长，并长期以建筑师、教授、系主任身份工作在该国教学和建筑行业。
我是在圣多明戈市内入住的宾馆里与卡耶塔诺见面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他告诉我，他在2012年撰写的回忆录《被遗忘团队的记忆》一书里，记述了他那段在中国访问和见到两位世界级伟人的经历。
他说：“1964年6月，他随多米尼加人民运动(Movimiento Popular Dominicano-MPD）代表团访华，主要想在北京学习新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经验”。“这年7月1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我们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党代表团领导成员伊兰德尔和我。我们向毛主席报告了我们党成立的经过，以及组织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斗争情况”。卡耶塔诺把这本回忆录，赠送了给我。他翻到其中的一页，对我谈道：“当时虽然‘人民运动’还是小党，但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关系，这就是我们当时访华的目的和愿望”。他说，“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主席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斗争经历告诉我们，党不分大小，只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就一定能发展壮大。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卡耶塔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当时中苏关系处在特殊时期，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着全面封锁。毛泽东主席一边顶住国际关系中反对中国的各种力量压迫，一边向我们介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理论和思想，这十分重要。他说：“毛泽东主席讲这番话时的自信，令我印象极深。”
毛泽东主席接见伊兰德尔和卡耶塔诺时的合影
当他把这本回忆录送给我，并翻开里面他当年与毛主席、周总理合影留念的照片时，有点动情地讲道，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历史是饱受外来入侵的历史。1492年，这片土地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由于外来入侵，多米尼加人直到1844年才实现独立，比拉美其它国家晚了很多年。美国1916年和1965年对多米尼加的两次入侵，更使得多米尼加的独裁统治持续了30多年之久。多米尼加今天的一切，是许多英雄和战友们用牺牲和斗争换来的。包括与他当年一起访华的伊兰德尔战友，后来在与独裁者的斗争中被杀害。如今，当多米尼加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际，一些势力还想从中进行阻拦。
这又使他回想起当年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情景。他说：“我们两个国家，越是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环境下，越要加深了解和交往。”他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那时十分关注并支持亚非拉各大洲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1965年4月，美国悍然派三万军队，入侵多米尼加，多人民奋起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击了美国的侵略势力，得到当时拉丁美洲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声援。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文，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严正声明，内容令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图书封面，该书获得2008年年度最佳历史类读物
他在书里还讲述了1966年1月第二次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会见时的情景。他说，周恩来是他也十分敬仰的中国领导人。他在书中详细回顾了周总理的革命生平。那次会见恰好是1965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事件之后。周恩来再次向他们了解了当时在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比如古巴的核导弹事件等。
他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今天的多米尼加和中国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人们，了解并记住这段两国间曾有过的历史交往——这些故事不应被历史所尘封。(作者：蔡维泉 中国原驻阿根廷大使馆政务参赞)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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