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不是马修·李第一次用这种“双标怼人法”和发言人谈笑风生了,要是你看过他之前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提问,你就会明白,这次真不算他发挥最精彩的一次。
马修·李的英文全名是Matthew Vaille Lee,中间名“Vaille”看起来普通,背后却有一段充满历史沧桑的遥远故事。
这要从146年前说起。
1872年9月,美国旧金山港口,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远洋轮获得了大洋彼岸的人们的热烈瞩目,这源自远洋轮上鱼贯而下的那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孩子。大家辨认良久,才发现这些头上蓄着辫子的并不是女孩,他们是清庭派出的第二批留美幼童。
诸生蓝绉长衫、线绉马褂、锦帽、缎靴,鱼贯而前。中外之人,咸属耳目。安车四乘,保护诸生升车适馆,从而观者如云。——《早期留美幼童史事评述》
这其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的12岁男孩李恩富,他的脑海里还满是临别时母亲的身影:“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 我只是跪在地上磕了四个头。她努力想显得高兴些,但我能看见她眼中已噙满泪水。”
他们在出发之前,都和政府签订了类似卖身的文书:“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
这一别,显然不知何年再见。
李恩富们很快从离别愁绪中脱离出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新世界:“高耸坚固优美”的城市建筑,车站里进进出出的火车,“煤气、自来水、电铃、升降机等这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现代设施”,还有——难以预料的危险。
▲ 李恩富
7月21日,他们从旧金山横穿美国大陆东行,火车途经艾奥瓦州在Adair以西的一片草原上时,孩子们遭遇到了人生第一次抢劫,李恩富回忆,“引擎被捣毁,工程师被杀害”,“手枪子弹在惊恐万分的旅客喊叫声中呼啸而过。妇女尖叫,孩子号哭。”幼童们一个个“吓得发抖, 纷纷趴下”。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伙歹徒是当时美国有名的火车大盗杰姆斯兄弟(Jesse and Frank James),电影《大盗杰西》就是以他们为原型拍摄的。幸好,杰姆斯兄弟只是洗劫了他们的行李车,在另一车厢中的28位留美幼童幸免于难。
▲ 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合影
带着惊恐,他们到达了马州春田市(Springfield,MA)。幼童们被分配到当地家庭住宿,其原则是“将学生分处于新英国省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但须相去不远,庶便于监视。俟将来学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听讲时,乃更为区处”。
李恩富被分配住在Vaille夫人(Mrs Sarah W. Vaille)家,“按四人一组来分派,我有幸被交到斯普林菲尔德一位富有母爱的夫人的手中。她乘坐一辆马车来,比我们稍晚到。我见到她时,她张开双臂拥抱我并且亲吻我。这使得其他幼童笑起来,我的脸可能更红。但是,我没说任何话表示我的困窘。不过这是我从婴儿以来的第一个亲吻。”
在此后的七年里,Vaille夫人和她的家人给予包括李恩富在内的4个中国孩子无微不至的爱,在这个美国家庭中,他过着一种和在广东中山完全不同的亲密而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也发生过尴尬的事情,刚到威利家的第一个星期日,Vaille夫人邀他和容揆一起去参加主日学(Sabbath school),他们以为是去看将要上学的学校,就跟着去了。但一进去发现这是一座教堂,两人不敢进去,撒腿就跑,Vaille的儿子去追赶他们,发现他们一路跑回自己的房间,吓得再也不敢出来。
七年之后,他们已经学会说特别流利的英语,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尤其突出,容闳特意把他送到以语言学习为长的霍普金斯学校。第一年过后,他的成绩已经是全班第五;到第二年期末,他的拉丁文得了第一名,最终,他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被耶鲁录取。
▲ 容闳乃中国首位毕业于耶鲁的留学生,他也被后世称为“中国留美幼童之父”
然而,正当他对未来充满期望时,一件突发事件中断了所有中国学生的学业。
光绪七年(1881),二月。针对之前清廷颁布“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的上谕,负责看管留美幼童的陈兰彬建议撤回留美幼童:“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 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最终,留美幼童们不得不中断学业,被迫回国。
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曾经想象回家时会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然而,现实却是——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他们成了信奉“洋鬼子”的叛徒,出洋之前承诺的官职已经成了泡影,几乎连温饱都难以达到。《申报》的报道称“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但就是这些所谓的叛徒,日后却成了一个个或如雷贯耳,或令人唏嘘的名字。他们当中,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在中法海战中英勇牺牲的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
李恩富是幸运的一个,两年后,在教会的帮助下,李恩富重返耶鲁校园,继续学业。在耶鲁,他在英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大家常常看见这个越来越自信的年轻人在演讲辩论中崭露头角。
1887年对于李恩富而言注定是令人难忘的,26岁的他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出书的中国人,这本书的名字叫《我在中国的童年》。在这本书问世之前,美国对于中国人的描述近乎妖魔化,中国人不是白痴,就是愚昧的坏蛋。李恩富用生动的语言和优雅的叙述方式,反驳了这些论调,我摘录两段:
在中国,由于不许年轻女子和男士参加彼此的社团,跳舞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了……至于在跳华尔兹时,把手搂住女孩子的腰,中国的男士是不会允许自己做这种不雅的事的。 这么一来, 他们的室内游戏就只有斗蛐蛐和斗鹌鹑了。
中国女孩对美国女孩所享有的那种欢乐确实是陌生的,她们没有那种被某些美国姑娘滥用了的过度的自由, 但她们也并没有被关被锁,她们享有和我们的礼仪观念相一致的自由。
这两段描述,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毫无陈腐之气,我喜欢这个彬彬有礼而平静叙述的中国青年,因为出版了这本书,李恩富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他迎娶了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小姐。伊丽莎白小姐的家世显赫,是丘吉尔家族的远亲。当地报纸报道了这门当时非常惊世骇俗的新闻,他们称“两人的婚姻让人震惊,没有人会料到,一名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捕捉住一位新英格兰女孩的心。”
这一年是1887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的第5年,在美华人最艰辛的时刻。
作为耶鲁的优秀毕业生,至少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们已经忽略了这位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带有的种族印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美国人的社会。
但他把自己的余生都贡献给了华人。
面对美国的反华浪潮,李恩富开始在各处发表演讲,向美国大众讲述华人的悲惨生活和不公处境,强烈谴责排华法案。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滚开”的言论,他发表了《中国人必须留下》: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像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
后来,为了扩大自己的声音,李恩富带着孩子前往排华运动最激烈的加州——这一举动,直接断送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的祖父因李恩富是中国人而强烈反对这门婚事, 并一直拒绝给予伊丽莎白合法的财产继承权。 伊丽莎白直到离婚多年后的1910年才凭借法庭的判决结果,勉强拿到了16万美元的应得遗产。(见《WedChineseGetsEstate》, 载《华盛顿邮报》1910年7月22日第1版)
李恩富重新失去了一切,开始漂流生活。他始终没有长期的工作,辗转于美国东西海岸,居住过无数个城市,曾为无数家报社工作过:《哈斯布鲁克新闻报》《东卢瑟福商报》《美国银行家》……为了争取华人权益,宣传自己的信念,他积极投身政治,曾一度担任伍德里奇市某市长竞选人的竞选主管。1917年,他因改写了美国国歌《星条旗》而受到关注。
1927年,他在66岁高龄时再次失去了工作,这一次,他选择只身一人前往香港,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月29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可能终止。”——他的生命最终停摆在了1938年,大多数人认为他死于日本人的空袭。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关心着在美华人的命运。
在他去世5年之后,持续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终止,这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李恩富的努力。
▲ 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排华法案》道歉
他一直没有放弃,一如他决心让自己的所有后世子孙的中间名字叫“Vaille”,以纪念在他12岁那一年,给他人生中第一个吻的Vaille太太——
所以你猜到了,怒怼美国发言人的马修·李的曾祖父就是李恩富。
*参考资料:
1、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
2、胡劲草,纪录片《幼童》
3、 洪叶; 卢亚男,《李恩富作品中的华人叙事探究》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12-25
4、 易舟舟,《若为信念故,一切皆可抛——留美幼童李恩富及其新闻名作<中国人必须留下>初探》,国际新闻界2005-02-20
5、 向忆秋,《想象美国: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