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金秋十月,母校宝应中学将迎来八十华诞。很多校友赋诗撰文作画,缅怀在中学度过的青春岁月,追忆敬爱的师长,感恩母校的辛勤培养。去年九月,我曾有感而发,给母校寄去一首小诗,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近日稍得宽余,再记一点对母校的回忆。
一
我在宝应中学读初、高中的前四年,正值我们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当时1957年“反右”斗争刚结束不久,劫后余生的教职员工,从校长书记到一般老师对政治仍心有余悸。“大跃进”的狂潮也席卷宝中校园,师生们误以为,贫穷落后的祖国十五年可以“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天堂似乎离我们已不再遥远。
由于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口号的片面理解,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因幼稚和天性使然,新奇而高兴地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课堂,在土高炉旁“大炼钢铁”,在校园内“开荒种地”。记得初二时,每周有半天生产劳动课,我们有时去学校附近的马家山和河西(运河西岸)积肥,有时去城南某制绳厂学工。由于每个班都分到了菜地,下午第二节课后,同学们都不甘人后,放下书本即下地劳作。我们班同学在班长卢开政和生产委员陈鸿儒的带领下争着去抬水浇菜。班主任张希曾老师虽已年近半百,也经常陪着我们在池塘边和田埂上忙前跑后。许多青年老师更是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同劳动”。
回想起来,张汉文校长、邰让之教导主任以及老师中众多有识之士,对当年政治和教育领域内不正常状况是心知肚明的。但在当时背景下,人人谨言慎行。我们那时少不更事,后来得知,不少老师或因“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或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或因在“反右”中有过所谓“错误”言论而屈尊低调做人,话语不敢越雷池半步。
尽管如此,张校长和邰主任等校领导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顶住无形压力,带领师生们艰难前行。记得没过多久,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由于校领导的积极努力以及师生们的默契配合,校园逐步恢复了平静,我们又安心地重返课堂。
张校长、邰主任,还有张豪书记,在政治上甚为宽松、开明。他们尽力排除干扰,不拘一格使用老中青优秀教师,激励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事业。我印象较深的是曾教过我初中语文和代数的青年教师韩厉观。韩老师文理造诣俱佳,既能教语文,又擅教数学;既善绘画,又会导戏。他授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甚受学生尊敬。韩老师除了教学突出,还极具艺术才华。当年学校大礼堂主席台上悬挂的巨幅毛主席油画像就出自他之手。近日,我在母校网站“校庆征文”栏目读到韩老师回忆邰主任的文章,其中提到他刚到宝中时还是一位“精神上正披枷戴锁”的青年。对于那一段历史,他虽一笔带过,但从侧面证实了当年我们隐约耳闻的传言: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韩老师曾遭遇历史的误会。回首往事,张校长在那个年代求贤若渴,敢于点名要这位“问题教师”来宝中执教,需要何等的胆识!邰主任等知人善用,促其在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需要何等的气魄!
还记得,1959年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刚恢复不久,国家又步入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 受“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的严重影响,加之前苏联趁火打劫向我国政府逼债,包括家乡宝应在内的全国多数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饥馑。正值青春发育期的同学们整日饥肠辘辘,老师们亦因家庭负担重和体力透支而普遍营养不良。这段困难时期一直持续到我读高一的1961年。
现在回忆那一段艰难时事,在感慨之余,我又为宝中当时所给予我们的教育以及师生们面对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志气和觉悟而感到自豪。张汉文校长和张豪书记在大礼堂做报告,鼓励我们克服困难的话言犹在耳。当时数千名师生中很少有人发牢骚、说怪话。我们虽然身受物质匮乏之苦,但精神生活则相对愉悦。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在课外阅读了一大批风靡全国的革命小说,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敌后武工队》、《晋阳秋》、《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校图书馆藏书有限,同学们自觉相互传阅。那些日子里,我们课余谈论的话题多为这些名著中的人物和故事。如今我们老同学重逢话当年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课间谈论那些小说的情形。正是上述书籍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苦涩而激动的青春岁月。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学生时代大量地阅读这些书(当然不限于此),既培养了我们爱好读书的良好习惯,陶冶了情操,也为我们树立爱国情怀奠定了基础。
二
宝中历来重视学生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学生作为个人,还是母校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确保了学业优秀,同时力争其他方面也领先。我认为,这也是宝中多年来保持蓬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宝中的教学质量在全县所有中学中一直独占鳌头。当年张校长有得力的教导主任邰让之和副主任朱九成辅佐抓教学。邰、朱二位主任既是领导,又亲临讲台。我读高中时,他们就分别教过我历史和代数。邰主任上课时从不看教科书,讲到历史事件时,经常将一些典故穿插其中,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脉络清楚。天冷上课时,他习惯把双手插进袖管里,深邃而和蔼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显得格外睿智与慈祥。
宝中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知识渊博、教学水平高的中老年教师,他们作为学科带头人为各教研室业务把关。其中有英语老师孙秀琳,语文老师陶金如、陈孝先、潘大白、金镜芙,金尚志,理化老师金鸿章、郭子忠,数学老师梅义和、张希曾、陈袭,历史老师曲长音,音乐老师方葆先、朱慧茹,体育老师路儒林等。他们年龄较长,育人注重身教,所谓“润物细无声”也。
宝中还活跃着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如韩厉观、王奉玉、陈麟德、孟汉应、林世杰、许顺泉、汪培英、房善民、吴锦国、曹舜宝、周凌霄、林风翘、宋琪、戴毓俊、殷明孝、林菊朋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与我们亦师亦友,对宝中当年的校园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些可敬的老师们像园丁一样,含辛茹苦、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小城一隅的校园里,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驾鹤西去,其他人或调往故里和外地,或在宝应颐养天年。他们为宝应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为传承宝中文化传统做出过重要贡献。时间虽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除了教授课堂知识外,母校也组织学生积极投入各类课外活动。我那时比较喜欢语文,参加了语文课外小组。当时条件简陋,学校定期油印一种文学性的小刊物,刊登老师和学生的投稿。我的习作有时也被刊用。高二那年,学校首次正式铅印出版了一本《学生文选》,我的一篇题为《我的母亲》的作文被选入其中。
母校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能力与组织能力。宝中的学生会和共青团工作是相当活跃的。我有幸在团委书记宋琪老师的领导下担任过校团委宣传委员。那时,离校门不远的假山下竖立着一长排图文并茂的黑板报,每两周出一期。作为分管宣传的团委委员,我负责安排组稿、审稿、版面、美工和缮写等事务。我还兼任校广播站站长,负责每天下午播出稿件的审定等。当然,完成这些任务,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合理的人员分工。宋老师指导我做好组织工作,学会调动采、编、抄、画、播等各方人员的积极性。这种早年的社会工作经历为我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我进大学后继续担任学生干部,以至后来在外交战线上出色地完成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都极有帮助。
宝中文化活动开展得好是全县闻名的。1963年,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也为配合以“好儿女志在四方”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学校以中青年老师为主体、吸纳几位学生加盟,成功地排演了多幕大型话剧“年青的一代”,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记得在校外剧场公演时,各界好评如潮。人们被宝中师生展现出来的艺术天赋所折服。演职人员中的老师有韩厉观、林风翘、宋琪、戴毓俊、吴明端、曲长音等,学生中参加演出的有冯景霞、苗在惠、王晓莒(多年后成为笔者的夫人)等。
宝中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济济,基本包揽了历届全县运动会各项比赛的冠军。有的老师还是县记录的保持者,如林世杰老师(后来成为小弟振涯的岳父)当时就创造了宝应县男子四百米跑的最好成绩。使我颇感自豪的是,作为一名校篮球队员,我也曾为母校1963年夺得县男篮冠军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有趣的是,我和夫人王晓莒高中时并不相熟。1972年在北京结婚后,从她收藏的一张中学时代的集体照上竟意外地发现了我们俩的身影。原来她也是1963年校女篮队员,宝中男、女篮球队在那次双双夺冠后在运动场上留下了这张青春的合影。
三
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我报考上外英语系,与母校两位英语师长有关。中学六年,我的英语学习成绩保持优秀,并担任过班级英语课代表,因此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对此,我深深感谢初中的英语启蒙老师朱衡轩和高中英语老师、班主任孙秀琳。朱老师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英语功底深厚。初一时,他从ABC字母教起,将我领进了英语学习的门槛。
进入高中后,班主任孙秀琳成了我的英语老师。她把我带进了英语世界一个更加广阔而崭新的天地。孙老师五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是一位高材生。据说,年轻貌美、身材高挑、来自大上海的孙老师刚到宝应时,留着一根长辫子,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人群中十分引人注目。她把自己的青春与活力、知识与经验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第二故乡宝应,从狭义上说,献给了宝中的教育事业。不久前,我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的母校宝中堪称是“培养外交官的摇篮”。中国有三位大使都毕业于宝应中学,除范承祚大使外,其他两位即前驻文莱大使刘新生和我都是孙老师的弟子。刘大使和我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英语系都是因为受到了恩师孙秀琳的直接影响。
孙老师英语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她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使我们在语法、语音、词汇、阅读、翻译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了教好课文外,她还推荐我阅读“英语学习”杂志和英语语法书。经孙老师三年调教,入大学时,我已能阅读简写本英文小说,精读和语法学习亦颇觉轻松。进大学后我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从容学习,主要得益于孙、朱二位老师在中学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后来参加了外交工作,我仍铭记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在英语学习方面未敢丝毫懈怠。除了用英语作为一种日常工具从事对外工作外,我还曾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中篇小说《黑骆驼》、《柳园图》和《白衣女郎》等。
我回家乡省亲时,曾多次登门拜访过孙老师和她的先生蔡老师。他们正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我感觉到,孙老师对宝中充满感情和依恋。遗憾的是,文革十年浩劫后她未能再回到为之倾注多年心血的宝中。
1970年,我进入外交部后曾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美洲大洋洲司和驻加拿大使馆、驻多伦多总领馆、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和驻牙买加使馆工作。1999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驻牙买加大使兼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从2007年初开始,我担任中国政府加勒比事务特使。
回顾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我深感自己的成长多亏母校宝应中学和各位师长对我的培养。是宝中早年良好的素质教育把我引领到精彩人生的起跑线上,并对我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弹指一挥间,离开母校已四十四年。2002年,我在卢志文总校长的陪同下曾参观过宝中的新校园,印象难忘。今年元旦前夕,卢校长一行来京看望宝中老校友。我虽在外地,未能谋面,但听其他校友转述了卢校长带来的母校新消息:宝中承续了老宝中的优良传统,并注入了更多新鲜元素。几年来,母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被评为江苏省四星级普通中学,江苏省文明单位,获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奖,学生高考成绩连续稳居扬州市之首。如今,宝中更加青春焕发。
我为母校的成长而骄傲!
我为母校的发展而欢呼!
我为母校八十华诞而举杯!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于北京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