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拿大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分量。我曾三次持节出使加拿大,即1983年6月至1987年6月,常驻渥太华中国驻加大使馆;1990年3月至1993年12月,常驻中国多伦多总领事馆;1997年7月至1999年8月,重返渥太华任中国驻加大使馆政务参赞、副馆长(DCM),前后10年时间。我在国内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也有6年
主管加拿大事务。掐算起来,我和加拿大共打了16年交道,所以对这个“枫叶之国”别有一番情致。
加拿大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于1867年7月1日建立加拿大自治领而立国,至今不过146年。一般人大概想不到,迟至1926年,加才获得外交上的独立。它于1931年成为英联邦成员。1982年英国女王签署了《加拿大法法案》,加议会才获得立宪与修宪的全部权力。
加拿大在历史上也曾饱受被殖民的屈辱。加原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居住的地方。1497年英国人发现纽芬兰岛,宣布为英国领土。16世纪起,法、英殖民者先后入侵,分别建立了殖民地。在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英法不断争夺殖民地。1756年,英、法爆发“七年战争”,法战败,将其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全部转让给英国。新法兰西从此成为历史,加拿大成为英属北美的一部分。
然而,法国语言和文化已在加拿大落户生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裔民族主义情绪和独立倾向一直遗留至今仍未解决。被称为“北美巴黎”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曾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可上世纪七十年代因魁省闹独立,蒙市很多外国大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等纷纷迁至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市。现在多伦多已取代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也是北美知名的国际大都市。
作为历史的产物,加拿大人口中约有45% 是英裔,35% 是法裔,所以英语和法语同时为加的官方语言,加联邦政府的文件必须用两种文字颁布,政府公务员也必须用英、法语为居民提供服务。一般来说,魁北克省居民主要讲法语,该省街道上的路标和店铺的招牌都是用法语写的,除个别省份(新不伦瑞克省)是双语外,其它各省主要讲英语。有一次,我们去魁省旅行,想找个当地人问路,竟发现街上相当多的人都不懂英语。尽管法裔加拿大人比英裔加拿大人显得更客气,但他们帮不了我们。
加拿大被称为“枫叶之国”。金秋时节,枫叶吐丹,层林尽染,那“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美景,使每一个来到加拿大的人都为之倾倒。每到九月下旬前后,我们使馆的外交官们都喜欢结伴而行,驾车去阿尔冈昆森林公园等地观赏枫叶。到了加拿大,我方知观赏枫叶的最佳期每年都不一样,因枫叶变红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以及合适的温度与湿度。安大略省旅游局还会向公众发布枫叶观赏指数,好让游人不错失良机。
我们欣赏枫叶,是因为它美丽的色彩。而加拿大人喜欢枫叶,还多一份国家情怀在其中,他们把枫叶作为国家的象征。他们在爱国歌曲中唱枫叶,国旗和国徽的图案中有枫叶,货币、商品、装饰品中处处有枫叶,加拿大政府官员的名片上也印有火红的枫叶。这不仅因为枫叶美,还因为枫叶为加拿大建立过不朽的功勋。1813年,美军入侵加拿大,其时正值秋叶斑斓之际,加拿大士兵以枫叶作伪装,出其不意地奋击美军取得胜利。加拿大诗人亚历山大·米尔为此于1867年作了一首名为《枫叶永不朽》的歌。从此,这首歌久唱不衰,一直流传至今。
加拿大人喜欢枫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枫树有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可用来制作枫糖浆,供人们享用。在枫树品种中,最著名的是糖枫和黑枫,其树液含糖量达7% 至10%,并可连续产糖50年以上。枫糖热量比蔗糖、果糖、玉米糖等低,但所含钙、镁和有机酸成分却比其它糖类高很多。枫糖浆中钙含量更是高达10%,与牛奶相当。因此,加政府将每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采集枫糖液、熬制枫糖浆的时节,定为全国性传统民间节日——枫糖节。枫糖节期间,有的农场保留了早年印第安人采集树液及制作枫糖的器具,用古老的制作方法,为游客表演制糖的工艺过程。
我和夫人及同事曾经应邀参观过多伦多市郊区一家制作枫糖的农场。三月底,农场的田野里还覆盖着厚厚一层皑皑白雪。我们上午抵达农场时,虽然阳光灿烂,但仍然感到清冷。男主人告诉我们,采集枫树液需要合适的气温,只有在夜间0℃以下,白天5℃以上,才能采出枫树液。
只见女主人在枫树干上打了一个孔,插上一个金属插头,连上塑料导管,挂上收集枫树液的木桶,让树液慢慢地滴进桶里。她说,大约30公升到45公升的树液才能提炼出1公升的枫糖浆。一棵直径为25公分左右的枫树,一般只钻一个孔,为的是让它有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能力,因为树液如同人的血液,抽液太多或钻孔不慎都会伤害树木。多年的大枫树通常可以钻3至4个孔。树龄在50年以上的枫树才能采集枫液。
打孔看似简单,其实也很有讲究。女主人边打孔边向我们解释道:“打孔的深度不能超过75毫米,直径要小于12毫米,并且要稍稍向上倾斜。来年要换地方重新钻孔,不能用原孔。每年抽树液要控制在10% 左右,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枫树的生长。
在男女主人热情的引领下,我们走进枫林深处的一间“枫糖小屋”。小屋用原木搭建,屋里有专门熬制枫糖浆的大锅,锅下面正燃烧着熊熊烈火。主人的大儿子告诉我们,熬制糖浆的温度一般保持在水沸点以上4oC。
10分钟后,他在一块干净的木板上铺上新采来的白雪,把煮沸的枫糖浆均匀地倒在白雪上面,冷热融合,即刻凝结成糕状。女主人拿起调羹和小刀将糕状糖浆切割成小方块请我们品尝。此后,男主人又用另一种吃法招待我们:他用一根小木棒把凝成的软软的枫糖慢慢卷起来,制成很有嚼头的棒棒糖,如同吃雪糕的滋味一样。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些小薄饼,让我们将枫糖浆抹在薄饼上吃,又甜又脆,很有特色。主人又招呼我们享用其他小吃,并给每人斟满一杯著名的加拿大冰酒。
走出“枫糖小屋”,已是中午时分。户外温度明显升高,感到十分惬意。主人邀请我们坐上他家的马车参观农场的枫树林,我们在和煦的阳光下穿行于枫林之中,充满了诗情画意。
二
加拿大地广人稀。它位于北美洲北半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南界美国,北靠北冰洋,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加国土面积为997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比世界第三大国中国还大37万平方公里。可加拿大人口只有3,350万(2010年6月统计),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4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在加拿大去过不少地方,无论是乘飞机,坐火车,还是驾车旅行,都切身感受到它国土的辽阔与人口的稀少。
加拿大资源丰富。迄今已开发的土地仅占全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可耕地约占总面积的16%,已耕地占8%。这表明加拿大的的未来充满了发展潜力和无限生机,因为地球上别的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正日益减少甚至趋于枯竭,而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许多地方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加拿大人留给子孙后代以巨大的发展空间,更显其深谋远虑。
加拿大是世界第三林业大国,其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领土面积的44%。我曾从空中鸟瞰加拿大陆地,地面上除了湖泊、河流和城市建筑外,全是郁郁葱葱的林地,令人十分羡慕。这使得加国的空气异常洁净,空中几乎没有尘埃。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何以多日无需擦皮鞋,衣领为何没有在国内时那么容易脏,家中为什么总是一尘不染,这都与加拿大拥有大面积的林地与湖泊密切相关。
加地下矿产资源也得天独厚,有60余种之多。加国钾碱的蕴藏量约占世界的一半,镍、锌、铂、石棉的产量居世界首位,铀、金、镉、铋、石膏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加还是世界上湖泊最多的国家,淡水量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加拿大拥有或与美国分享世界上最大的七个湖泊。著名的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北美五大湖(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其总面积的36% 在加境内,64% 在美国境内。别小觑这些湖泊,它们是大自然的水库,汛期时蓄纳过量的河水,而在枯水季节又使江河长流。我在加生活期间,从来没有遇见过干旱或者水灾,好像老天爷特别偏爱加拿大人似的,总给他们以风调雨顺的好日子,殊不知这与加拿大的湖泊是分不开的。
说起湖泊,使我想起加拿大的的三大自然奇观之一的千岛湖。我们驾车从渥太华出发,两个多小时便到达千岛湖游船码头的所在地迦纳诺魁镇。千岛指在该镇和金斯顿市之间,沿着圣劳伦斯河,散落于水面上的1865个大小不一的岛屿。这些岛屿构成了美丽的景致,宛如童话中的仙境,真使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湖中心的分界线将水域一分为二,南岸是美国的纽约州,北岸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三分之二的岛屿在加境内,三分之一在美境内。湖上一座连接加、美的国际大桥横跨两国边境,大桥就像一条天然彩虹,为千岛湖增添了几分娇艳。
千岛湖最有名的小岛叫爱心岛(Heart Island)。1900年,纽约旅游业大王乔治·博尔特买下这个岛屿,并投资2500万美元,在此兴建一座欧洲风格的古堡,作为献给其爱妻露易斯的礼物。但不幸的是,城堡刚建好,还在装修中,露易斯竟于1904年病逝。锺情的博尔特悲痛不已,遂令停工,并决定从此不再续建,也不再踏足此岛。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 千岛湖上还有一座全世界最短的跨国桥。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托人代购了在美国境内的一个小岛。他来到岛上后发现此岛实在太小了,不能建筑大屋,于是又买了在加拿大境内的莎维岗岛,并在岛上建造了豪华的度假屋。为交通方便,他又在加美两岛之间建了一座长9.75米的小桥,横跨加美两国之间的水域,成为全世界最短的跨国桥。
加拿大种族众多。除了英裔和法裔外,还有土著人、华人,以及爱尔兰、德国、意大利、乌克兰、荷兰、波兰、犹太、希腊人等。加人口中移民比例很大,致使加拿大几乎拥有全世界各个民族或种族的人。我曾与一些加拿大朋友探讨过,并拿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相邻的“移民国家”的文化特点作过比较:美国好比是一个“大熔炉”,把各民族文化熔成一种文化即美国文化;而加拿大则像是一块“拼花板”,使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共存,构成一块五颜六色的“各民族的拼花板”。以华人为例,每年过中国端午节时,华人不但包粽子吃粽子,还举办大型龙舟比赛,并邀请其它族裔组队参赛,使之逐渐成为一项国际性盛事。我就多次应邀参加过渥太华和多伦多地区的华人龙舟赛活动。又比如,多伦多市的加勒比社区每年7月都举行狂欢节盛大游行,去年参加者达1.7万人之众,它已经成了多伦多市民和旅游者们争相观看的一景。
加拿大经济发达。加是西方七大工业化国家(G7)之一,在原子能和水力发电、通信和空间技术、石油化工、地球物理勘探、纸浆造纸、客运车辆和小型客机制造等方面均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2010年加国内生产总值为1.563万亿美元,人均45,888美元。但加经济对外资、外贸依赖严重,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受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影响很深。
发达的经济给加拿大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和完善的社会服务与福利。以医疗保健为例,加拿大人普遍享有公费医疗保险,有了医保,看病和住院可以免费,但药费自理,这方面对65岁以上的高龄人氏有照顾。如果有人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减免药费。一般在职职工均有医疗补助,即付了药费可以报销。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在多伦多任职期间,医疗保健的福利也惠及各国驻加外交官,即看病和住院全部免费。只是由于我那时年轻,身体好,从来没有珍惜和享用过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甚至连一次体检都没有做过。
加拿大人因为生活无忧、文明道德修养高、社会福利有保障,所以普遍心态平和友善。我在加生活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街上或公共场所争吵打架。外出散步时,迎面走来的陌生人都会主动与我们打招呼或点头致意。我们驾车时偶遇机械故障,只要车子一停靠路边,便会有好心人前来问是否需要帮忙,给人以和谐温馨的切身感受,难以忘怀。
在加各地,所有的公园都免费对公众开放。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各社区都配有免费的网球场、篮球场、溜冰场和儿童乐园等。连边远地区的公共洗手间一年四季都供有热水。人们下班后都热衷于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强身健体成为加拿大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每年冬天,全长19公里,其中7.8公里穿越渥太华市区的里多运河都会被辟为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滑冰场。我和使馆的朋友们周末时也不时去里多运河,融入蔚为壮观、川流不息的溜冰者行列。
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健全、执法严格的国家。就拿停车来说,一般人不敢违章停车,外出办事,必须将汽车停在允许停车的方位,否则汽车就会被拖走。即使在允许停车的地方,车主都确保交够停车费,如被发现超时了,就会收到严厉的罚单。如不按时交罚金,当事人就会收到法庭送来的传票。在这种严格执法的社会背景下,各国驻加外交官虽然享有外交豁免权,但也都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记得有一年,俄国使馆有多名外交官收到违章停车罚单后没有按时交罚金,后来收到法庭传票也置若罔闻,以为加方有关法当局奈何不了他们。到年终时,加外交部礼宾司心生一计,将俄国使馆全年欠交罚金的的钱数在报纸上予以公布,致使俄国使馆脸面尽失,只好如数补交了罚金。此事对其它国家的外交官也是一种警示。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因为加拿大法制健全,又强调司法独立,在司法程序上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容易被某些有经验的律师钻空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要犯赖昌星,他潜逃到加拿大后用重金聘请了获得过勋章的加知名律师马塔斯与法律进行百般周旋,竟得以在加滞留了12年之久,最终才于2011年7月被遣返回中国。
三
很多中国人认识加拿大是首先从了解白求恩开始的,毛泽东著名的“老三篇”中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更使这位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大夫在中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英雄。
1983年6月我到渥太华后不久,就有机会随中国驻加大使、前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等前往白求恩故居参观,了却了心中多年的一个夙愿。白求恩故居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Gravenhurst),那是到加拿大访问的大多数中国代表团组必去的地方。严格地说,这是白求恩父亲的故居,是白求恩的出生地,他在这栋房子里只住到三岁。
中国有句老话叫“墙里开花墙外香”,白求恩及其故居正应了这句话。这个名叫格雷文赫斯特、距多伦多以北200公里、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原本默默无闻,但街头逐渐地出现了许多在小镇上寻找英雄故居的中国人。这使加拿大人大惑不解:他们这个“老乡”为何在本国无人知晓,却在东方的中国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白求恩于1939年牺牲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但33年之后,加拿大人才意识到他的伟大,才开始找回他们失去的英雄。1970年10月13日中加建交后,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父亲当年在格雷文赫斯特居住的房子,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故居楼下的书房、卧室等都保持19世纪末白求恩幼年在此居住时的原样,二楼是白求恩事迹展览室。
1972年加政府在白求恩去世35年之后追认其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从此,加政府也不再回避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了。1996年白求恩故居被加拿大政府列为加拿大国家文化遗产。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入选加拿大医学名人录。2002年8月,加拿大华裔女总督伍冰枝来到小镇,为白求恩的铜像揭幕。如今很多加拿大人都为有白求恩这位“老乡”而深感自豪。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内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多边外交。这一历史性转变对加拿大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加政府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更加重视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第一次在渥太华工作期间就亲历了这一历史性转变。当时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中国绝大多数高层领导都访问过加拿大,我先后参与接待过访加的赵紫阳总理(1984年1月)、李先念主席(1985年7月)、杨尚昆军委副主席(1987年5月)等,也随万里委员长访问过加拿大(1989年5月)。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访问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国事访问。在经历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打压与经济封锁,长期的自我封闭,尤其是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我领导人需要亲自到西方看一看,了解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找出自己的差距。只有最高领导茅塞顿开了,他们才能带领国人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接待高访团实际上是为中国领导人打开眼界、认识外部世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谋划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加拿大加强与中国交往更多的是着眼于获取经济实惠,希望得到来访的中方领导人的承诺,能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合作项目。拿1984年1月赵紫阳访加来说,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就双边贸易、加方予中方20亿加元贷款的使用、加方希参加中国三峡水电项目、技术转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中加投资保险协议及中方从加进口26个卫星地面站和生产技术的合同。赵总理还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当年在多伦多设立总领事馆。加方对赵总理此访充满期待,并予高规格的接待。
我还记得,在代表团1月16日傍晚抵达渥太华下榻的旅馆不久,赵总理正在房间里稍事休息,准备出席晚上由特鲁多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时特鲁多突然来到旅馆看望赵总理,并送来一件极合时宜的礼物——皮毛大衣。由于双方商定的日程中并没有这项安排,所以双方礼宾官员和摄影记者都未及到场。时值地处寒带的渥太华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特鲁多总理给赵紫阳总理送来一件非常合身的御寒大衣,既显示了主人的精心、周到与热情,又在正式活动拉开帷幕之前自然而恰当地将两国友好气氛预热起来,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加了一把推力。
“六·四”风波之后,中加关系急转直下,骤然跌入低谷。加政府对中方平暴反应强烈,马尔罗尼总理和克拉克外长多次发表声明或谈话,对中国政府进行指责和攻击。加议会紧急辩论中国问题并通过“谴责”中国的决议。加外交部临时招回其驻华大使狄鄂,撤走了部分驻华使馆官员、在华专家及其家属。加外长、副外长三次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张文扑,表示对中国政府平暴的“抗议”,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杀戳”。1989年6月30日,加外长发表调整中加关系的声明,宣布加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行动,包括停止与中国的高层往来,中止军事交往,制定“特殊移民政策”,允许在加的中国公民和留学生不需离境就可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等,致使中加关系出现了大倒退。
1990年3月,我被派往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担任领事、新闻发言人,经历了一段“逆境外交”的艰难时期。当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舆论环境对华极为不利,我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每天要面对加主流及华文媒体。同时还要陪总领事一日多场地会见加政府官员、议员、商界领袖、学术界专家、大学教授、民间人士、华人朋友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本着“以经促政、以民促官”的精神,运用东方人的外交智慧和技巧,选择西方人可以接受的角度积极做加方各界工作,强调加拿大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施压,中国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立场是坚定的。其落脚点是大家应为中加关系走出低谷共同努力,共同做贡献。直到朱镕基副总理1993年5月出访加拿大之后,中加两国才逐步将双边关系恢复到正常水平。
1997年7月,我重返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副馆长,开始了第三次在加拿大的外交经历。同年11月江泽民主席首次访加,取得圆满成功。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对加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使两国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期间,加方多位领导人也相继访华。两国高层的频繁交往促进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新形势下,中加友好合作面临着全面拓展的新机遇。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