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9年12月17日从悉尼乘飞机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履新的,12月22日向巴新总督阿托帕尔递交国书,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任常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其实,早在5个月前当我还在驻加拿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时,国内就已给我下达了任命通知。我之所以推迟赴任,主要因我接到任命后不久,即1999年7月,巴新时任总理斯卡特为了向台湾当局乞求“经援”,秘密与台签署了所谓“建交公报”,致使中巴新关系出现了16天的严重危机,此次危机也直接导致了斯卡特的下台。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斯卡特担任巴新议长,竟成了我的好朋友。忆及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时,斯感到后悔莫及。他曾数次向我,并通过当地传媒向中国政府致歉。对台湾当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在台诱拉下欲与其“建交”的斯卡特,2003年在巴新议会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顶住压力,坚决拒绝邀请台出席在巴新召开的只有主权国家的议长才能参加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议长会议。
巴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战略位置重要。它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属美拉尼西亚群岛。西与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省接壤,南隔托雷斯海峡与澳大利亚相望,东南面与所罗门群岛一衣带水,北面是美国的关岛、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巴新地处欧、亚、澳水路交通要道,是南、北太平洋的交汇点,连接南太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桥梁。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飞往巴新首都仅需3小时,从菲律宾和新加坡也有飞往巴新的直达航班。
巴新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因此巴新人民也格外珍惜国家的独立。1511年,葡萄牙人发现新几内亚岛,18世纪下半叶,荷兰、英国、德国殖民者相继而至。1942年,日本又占领了巴新。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甲级战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是在巴新的布干维尔岛上空被轰然击落的。1975年9月16日,被誉为巴新“国父”的现任总理索马雷领导民族独立斗争取得了胜利,宣告巴新正式独立。1976年10月,索作为总理访华并与我国华国锋总理签署了中国与巴新的建交公报。1999年9月,我赴任之前,以中国驻巴新候任大使的身份,陪同时任外长的索马雷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与其结识,为我后来在巴新开展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02年,索曾以反对党领袖的名义邀请我和夫人访问其家乡东塞皮克省,予以热情接待。他非常希望我推动中国有关企业能在他的家乡搞成一、二个合作项目。还记得,在东塞皮克省访问的第三天,我因有紧急公务需返回大使馆,当天没有航班,索特意友好地租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我们夫妇及随行人员飞返首都莫尔斯比港。那年的下半年,索所领导的反对党在政坛东山再起,他又一次就任巴新总理。我在巴新任职三年多,无论索马里在朝还是在野,我都与这位巴新“国父”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私交。
近年来,在巴新发现了一些被热带雨林和火山灰掩埋了的中国抗日将士的墓地。当二战这场血腥的战争也降临在巴新这块土地上时,参加1937年“八·一三”淞沪中日之战的大批中国战俘曾被日本侵略者关押在巴新服苦役。由于不堪恶劣的环境和日军的摧残,大部分中国军人最后都牺牲在这里。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暂时沉寂的火山成了埋葬英魂的绝地。由于年代久远和火山喷发,烈士的墓地被淹没了。我在巴新任职期间,这些墓地尚未被发现,因而未能得到祭扫英雄墓地的机会,但我毕竟和英魂的豪气及其闪烁的灵光一起生活了几年。为此,我既感遗憾,又觉荣幸。
巴新是南太平洋地区大国,国土面积46.284万平方公里,人口630多万,仅次于本地区的澳大利亚。巴新人口的98%属美拉尼西亚人,余者为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华人和白人。巴新本土南部及东南部各省居民为巴布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巴新本土北部和沿海各省岛屿居民为新几内亚人,约占总人口的60%多。新几内亚人的头发浓密而细小,呈卷发状;巴布亚人的头发则长而直,显得舒展。据说巴布亚少女出嫁时身价较高,因为她们被认为更具美感。
巴新的华人和华侨约6000人,其中本土出生的华人多从事批发、超市、餐饮、房地产和加工业等,经济实力较强,在巴新社会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是拥有一半华人血统的前总理陈仲民(朱叶利斯·陈,英文名叫Julius Chan)。陈的父亲来自中国广东台山,母亲是当地的土著人。陈的五官像其父,但皮肤黝黑,随其母。他能讲流利的广东台山话,当年与往访的我广东籍副外长刘华秋用广东话交谈时,使在座的两国官员听得目瞪口呆。在我任职期间,陈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喜欢茅台酒,我经常邀其来大使馆小酌,边饮边聊。他思维敏捷,讲一口纯正的英文。巴新政局多变,政府更迭频繁,我不时和陈仲民就巴新与南太时局交换看法。2003年3月,我调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前向其辞行拜会。他恳切地挽留我,甚至提出愿运用其个人的影响力,致函中国领导人,希能将我在巴新留任一段时间,被我婉拒。现在陈仲民仍活跃在巴新政坛上,担任新爱尔兰省省长,他的一个儿子是巴新议会议员。
巴新也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和港台的华人,他们多经营超市、修车行、伐木、餐馆等,生活较富裕。我认识一位乡音未改的盐城籍苏北老乡刘德仁老先生,其夫人是上海人,他们俩特别钟情于我的厨师做的包子和南方菜肴,我经常请他们到大使官邸作客。他们是1950年初从大陆去台湾的,十几年前到巴新创业,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修车行。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不少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走向的真实看法和期待。刘先生夫妇积极支持祖国和平统一,曾数次回盐城探亲,对大陆的飞速发展由衷地感到欣慰。
近年来,一些祖国内地的华侨也陆续赴巴新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创业阶段。
世界真小。我和夫人在巴新还结识了一位名叫王莲香的扬州市宝应县老乡。王曾在南京打工,与时在南京留学的巴新青年托马斯相爱而远嫁南太平洋岛国。这是一个异国婚姻的幸福家庭:托长期在巴新林业局任职。王精明能干,打理自己的生意。三个孩子都会讲中文,大女儿王楠尤其聪慧,其名字还是我夫人王晓莒煞费苦心帮着起的。选择王姓,因王楠特别喜欢妈妈和她的祖国,所以用她妈妈的姓氏;取“楠”为名,因她父母相爱于“南”京;“南”字加“木”偏旁,是考虑到她爸爸从事林业工作,且楠木是一种名贵木材,不可多得。中国大使夫人给巴新女孩起了这么好的中文名字,一时在巴新传为美谈。
巴新部族林立(有800多部族),语言纷杂(有800多种语言),以族情乡谊(当地的皮金语叫wantok,相当于英文中的one talk,意为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即“乡亲”。)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占主导地位。每到托马斯领工资的日子,他家里就会聚集一批wantok (乡亲) 前来分享其工资。刚到巴新不久时,王莲香有一次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衣柜里的几件结婚时定做的丝绸衣服不翼而飞了,到院子里一看,好几位乡亲正穿着那些丝绸衣服坐在那里呢。她问其究竟,对方回答说“我需要啊。”托马斯对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各取所需的生活方式早有思想准备,且不以为然,但王莲香却极不适应,颇觉苦恼。我在巴新时,他们夫妇通过沟通和做“乡亲”们的工作,已解决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困扰,比如托马斯每月会主动将工资送到村里,与大家分享,免得他们每月再到家中来。托马斯曾告诉我,他们一家如果回到村里,乡亲们都会热情地向其提供食物与其他生活必需品。
说起巴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巴新外长蓬达里夫妇邀请我和夫人出席家庭午宴的场景至今还让我难以忘怀。蓬系当年巴新政坛上的新星,是我重点结交的朋友之一。一次,他和夫人请我们夫妇到家中品尝传统的巴新“莫莫”(当地土语)。为让使馆同事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难得的经历,我们携使馆全体外交官早早地就到了蓬达里家中。
只见他家院子中央已挖好一个直径约1.5米、深80公分的坑,坑的底部排满烧得滚烫的石头块,石头上铺着大的芭蕉树叶。我们帮着主人将切洗干净的大块猪肉、羊肉、鸡肉以及芋头、木薯和芹菜等蔬菜均匀地放在芭蕉叶上,再盖以滚烫的石块和一层芭蕉叶,最后将坑四周的泥土回填覆盖在上面。其后,蓬达里的家人和穿着原始服饰的邻居们就围成一圈,敲着传统的长鼓,在歌声中跳起风行全国的草裙舞。我们尽情地陶醉在巴新独特的民族风情之中。临近中午时,一股原汁原味的肉香和菜香突然从地下飘出来,整个院子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此时蓬达里吩咐家人按序一层一层地挖开泥坑,取出烤熟了的各种肉食和蔬菜,切好摆满一桌。蓬夫人则端出预先调制好的调料,招呼我们自己动手享用。我拿出了从使馆带来的茅台酒和王朝干红,与蓬达里外长及其家人、邻居们干杯,并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
我在外交生涯中出席过无数的宴会,品尝过各种美酒佳肴,但唯有这一顿别具特色的巴新“莫莫”却异常深刻 而鲜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巴新矿产、石油、天然气、林业、渔业资源丰富。咖啡、椰干畅销欧美,森林覆盖率高达86.4%,金枪鱼质高量大,占世界总量的20%。据说,巴新人乘飞机将新捕获的一条大金枪鱼带到日本出售,除了能足够支付旅差费外,还会有结余带回巴新。
离开巴新八年后,没想到我还有机会近距离地再次走近这个南太平洋岛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担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副总代表,主持了一些国家馆日活动。9月17日,我有幸在世博中心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和巴新商业与工业部长卡普里斯共同主持了巴新国家馆日的官方活动。在欢迎、升旗、会见、合影等一系列活动之后,我在世博中心大厅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致辞。我简要回顾了中巴新两国的传统友谊,感谢巴新政府对上海世博会的大力支持,表示世博会开幕以来,巴新展馆独具创意的布展风格和引人入胜的展示内容吸引了上百万观众,展示了巴新美丽的自然风貌和热情奔放的民俗风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卡普里斯部长在答辞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世博局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巴新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平台。他表示,通过参加上海世博会,巴新学到了很多经验,并将把它们应用到相关领域,推动巴新经济与社会发展。
双方致辞之后,巴新艺术家们向观众奉献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他们身着原始木材制成的特色服装,头戴色彩鲜艳的三角帽,用原始部落传统的舞蹈讲述了鹰和海鸥在岛国的生活,激起观众的热烈掌声。
中午,我代表中方在黄浦江畔富丽堂皇的世博中心宴会厅主持了欢迎宴会,招待巴新代表团全体成员。宴会之后,我陪同巴新客人首先参观了中国馆。巴新朋友对馆内展示的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和秦俑馆一号铜车马叹为观止,评价说这两件国宝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一个缩影。
紧接着,卡普里斯部长又邀请我参观了巴新馆。主人们用巴新传统的舞蹈迎接我的光临,并向我敬献了花环。展厅入口处悬挂着一幅我熟悉的天堂鸟图案。天堂鸟是巴新的国鸟,巴新的国旗和国徽上都有其美丽的身姿。我仿佛回到了这个我曾经生活了三年多的“天堂鸟之国”。巴新拥有的这种特殊的鸟类叫“极乐鸟”,也称“天堂鸟”。传说中天堂鸟住在“天国乐土”,一生下来就不停地飞,不知疲倦,累了就睡在风里。它的一生永不停息,直到最后一次着陆才是生命的终点。巴新人民对天堂鸟青睐有加,并把它奉为国鸟,因为它的这种无畏无惧、积极向上的品质,正代表了巴新的民族精神。在主人热情的陪伴下,我徜徉在一件件精美的展品中,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南太岛国隽秀神奇的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和淳朴热情的民俗风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