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2日，我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简称“巴新”）总督阿托帕尔递交国书，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任驻巴新特命全权大使。翌日，我即前往总理府拜会了巴新总理梅克雷·莫劳塔。在我担任中国驻巴新大使的三年多时间里，莫劳塔总理作为南太地区杰出的政治家，在领导巴新政府稳定政治、振兴经济的同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优先发展对华关系，为中巴新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期间，我也在与莫劳塔总理的相处中收获了深厚的友谊。
甫任总理，宣布巴新与台“建交”无效
早在1999年5月当我还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时，国内就已下达了对我的驻巴新大使任命通知。我之所以推迟赴任，主要因我接到任命后不久，即1999年7月5日至21日，时任巴新总理比尔·斯卡特导演了一场外交闹剧，致使中国与巴新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几乎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国与巴新已建交23年，双边关系发展顺利。然而，李登辉其时抛出了“两国论”，台湾当局竭力推行“务实外交”，企图用金钱收买南太地区等一些国家与之“建交”。
1999年上半年，巴新政府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2亿美元贷款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而巴新政府已将这笔贷款列入当年的政府预算，致使政府财政出现严重缺口。
平时喜好喝酒的斯卡特经常光顾一家台商经营的餐厅，在灯红酒绿之中，渐与餐厅老板娘成了好友。这位“红粉知己”竟说服了斯卡特作出了与台湾“建交”的错误决定，以寻求“经援”。经这位老板娘穿针引线，对巴新垂涎已久的台当局“慷慨”地答应向斯卡特政府提供23.5亿美元巨额“援助”，以换取巴新对台的“外交承认”。于是，斯卡特于7月3日携外长亚基秘密访台，并于7月5日同台签署了“建交”公报。
此事曝光后，我国政府即向巴新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我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指出，巴新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建交”公报完全违背了巴新政府作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也严重损害了中巴新两国之间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斯卡特的所作所为立即遭到了身为反对党“人民民主运动党”主席莫劳塔和其他巴新朝野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与严厉谴责。莫劳塔领导的反对党在议会对斯卡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自知理亏的斯卡特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于7月7日在不信任投票通过之前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7月14日，莫劳塔在巴新国民议会选举中当选为总理。他当即公开表示，新政府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考虑斯卡特与台湾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7月21日，莫劳塔总理发表声明，强调巴新政府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维护巴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郑重宣布7月5日巴新前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所谓“建交”公报无效，不予承认。
这场为时16天的外交闹剧就此谢幕。
总理干预，令台机构摘下“使馆”伪牌
外交闹剧虽已结束，但台湾当局却并不死心。从1990年起，台就在巴新设立了所谓“中华民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商务代表团”。该机构打着“商务”幌子，实为行使伪“使馆”职能：颁发赴台签证，收买巴新政客，培植亲台议员，拉拢高官访台。台机构的活动严重干扰了中巴新关系，像斯卡特与台“建交”的闹剧，其背后就有台驻巴新机构的暗中插手。
斯卡特与台签署“建交”公报后，台当局立即将“中华民国大使馆”的伪牌挂在其“商务代表团”门口。莫劳塔总理宣布前政府与台“建交”无效后，台方仍拒绝摘牌。我的前任张鹏翔大使曾多次向巴新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巴新方敦促台机构摘下“中华民国大使馆”伪牌，但一直未果。
我抵巴新履新后，利用向巴新外长递交国书副本的机会，首次郑重提出台机构“摘牌”事，但我心里清楚，要想巴新方落实，需要来自最高层的干预。
几天后在拜会莫劳塔总理时，我同他着重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结合不久前斯卡特与台签署“建交”公报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损害，强调希巴新方在行动上切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我向莫劳塔提出了“摘牌”事，表示请总理指示外交部明令台机构立即摘下“中华民国大使馆”伪牌。
莫劳塔当下作了积极表态，称会给中方一个满意的交代。他同时向我申明：巴新政府绝不允许出现“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事件发生，并严格将巴新对台关系限制在非官方范围内。
两天后巴新外交部接总理府指示，紧急照会台商务代表团，要求其限期摘下“中华民国大使馆”伪牌，并警告称“如逾期不摘，将派警方强行采取行动”。
收到巴新方措辞如此强硬的照会后，台机构只好老老实实地摘下已挂了半年的“大使馆”伪牌。
首次出访，偕夫人一往情深中国行
巴新地处太平洋西南，境内多属热带雨林气候，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民众并不擅耕作，生活较为贫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向巴新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国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在巴新东高地省主持的食用菌援助项目的成功引起了莫劳塔总理的极大关注。
令他尤为高兴的是，林教授通过三年多“由草变菇”的示范推广，使菌草培育从试验走向生产，从基地走进农户，成为东高地省一项新兴产业，其经济效益惠及众多家庭。菌草业的发展也加深了中国与巴新的友谊，促成东高地省与我福建省于2000年5月结为友好省。
莫劳塔总理对中国情有独钟，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仰慕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又赞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年5月底，他将首次出访选定中国。在商谈访华日程时，他向我提出去福建省参观的愿望。我和夫人专程回国陪同莫夫妇进行了难忘的中国之行。5月31日，莫劳塔一行在北京结束了与我领导人会谈会见等正式活动之后，乘专机飞抵福州参访。
当日下午，莫劳塔总理来到福建农林大学，受到师生们的隆重欢迎。在欢迎大会上，他对福建人民给予巴新人民的友谊表示深切的谢意。他还参观了该校菌草展厅，并亲手在校园内种下了象征中巴新友谊的亚热带菌草——皇竹草。
晚上，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会见并宴请莫劳塔总理一行。习近平回顾了福建与巴新，特别是与东高地省的友好合作后说，双方在渔业、林业、旅游业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总理此访将在福建引起强烈反响，会有更多的企业家与巴新进行经贸合作。莫劳塔对习省长和福建省给予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中国是其就任总理以来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表明巴新政府和他本人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他祝愿两国关系像他在福建农林大学刚种下的皇竹草一样，展现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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