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以农业合作的开创者/
自1992年6月上台后，以色列总理拉宾一直积极推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常说，以中建交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并表示：“伟大的中国同小小的以色列合作符合双方利益。”
1995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对外关系协会联合举办“过渡中的外交”研讨会，笔者作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应邀出席了会议。3月3日，拉宾出席了闭幕式。
1992年6月26日下午，以色列工党领袖拉宾在特拉维夫举行大选获胜后的首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拉宾被安排坐在我们旁边的主桌。他一入席就看到了笔者。我们当时并不熟悉，只是1992年笔者陪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访以时，同他见过一面。但是，他显然看出我来自中国。
在致闭幕辞时，他一开始就说：“以色列是个小国，我看到在场的有12亿人口的中国代表，我相信中国的一个小城镇就能容纳整个以色列的人口。”这几句开场白同他那天讲话的主题毫无联系，但表达了以色列人对同中国这样的大国建立正式关系的欣喜心情。
中以示范农场全部实行种植滴灌法。滴灌不仅可节省50%的水源，还可防止肥料的污染。
1993年，拉宾应李鹏总理邀请访华。这是第一位以色列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拉宾决定援助中国在北京建立一个示范农场。这是两国间的第一个农业合作项目。
这个示范农场占地1200亩。以方以提供设备、种苗、派遣专家的形式投资，中方则提供土地、办公用房，负担中方工作人员的工资。经过努力，农场运行良好，为中以今后一系列的农业合作开了好头。
/ 不让李登辉入境/
拉宾在推动以中关系时，也注意防止“台湾当局”的干扰。1995年初，“台湾当局”为了破坏我国同中东国家的良好关系，加紧策划李登辉的中东之行。以色列就是他们想打开的缺口之一。
台湾方面多次派人到以色列活动，采用经济利诱的手段，疏通拉宾身边的官员。据透露，双方交易的主要线人是国务院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和以色列总理府秘书长阿巴斯。经过一番策划，1995年1月，刘泰英通过阿巴斯的安排，到特拉维夫秘密会晤了拉宾。
台湾方面许诺在以投资两亿美元、购买一家贴现银行以及同以国防工业部门成交几笔生意（包括签订一项将两架台客机改装成货机的约七千美元的合同）。经过拉宾拍板，以方同意李登辉当年4月去耶路撒冷进行“私人访问”。
作者和出席“过渡中的外交”研讨会的佩雷斯外长和埃及前总理哈利勒（右一）在一起。
此事很快被泄露，我国政府当即同以方进行严正交涉。一些以色列朋友也对拉宾和外长佩雷斯做工作。最后，拉宾再次拍板，取消了李登辉的访问。事后，拉宾尽管对“失去几亿美元投资的机会”有所抱怨，但能做出第二次拍板，说明他毕竟看到了以中关系的大局，看到了以色列的长远利益所在。
在笔者2000年离任前，阿巴斯因涉嫌受“外国”贿赂及其他问题，受到以色列司法部门的起诉。刘泰英后来也由“台湾当局”的大红人变为阶下囚。
/ 不幸遇害/
1993年9月，拉宾不顾国内反对势力阻挠，毅然决定同巴勒斯坦签署《奥斯陆协议》，走上了中东和谈之路。当时，以色列的反和势力加紧煽动反对拉宾的各种活动，甚至酝酿杀害他。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1995年11月4日，拉宾不幸倒在一个犹太狂徒的枪口下。
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主要领导人首次被谋害。以色列举国上下沉浸在愤慨和悲痛之中。当时，共有一百多万以色列民众和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出席了追悼仪式，中国政府派出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作为特使赴以吊唁。
作者在拉宾墓前致哀。
以色列政府特地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公墓内砌了拉宾墓。墓的外形以黑白两色的花岗石相拼合，呈人字形。据说，这象征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现在虽然分处阴阳两界，但最终将在天国团聚。
杀害拉宾的凶手名叫阿米尔，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笔者在以色列期间，曾多次在电视上目睹他受审的情景。他在法庭上百般为自己辩护。1996年3月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他不服而提出上诉，以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决定维持原判。
2000年11月，以色列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这个杀人凶手。当问及他是否对谋杀拉宾有遗憾时，他竟然嚣张地说，他遗憾的是为何没有早点杀死拉宾。这激起了以国内很多人的愤慨。
/拉宾夫人的住所/
1995年12月初，笔者到以色列赴任前夕，钱其琛副总理特地嘱咐道，抵以之后尽快约见以政府领导人和拉宾夫人，再次转达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对拉宾遇刺的哀悼。笔者抵以后的第三天，向魏茨曼总统递交国书时，就转达了我国主要领导人的致哀。不久，笔者又去拜访了拉宾夫人莉娅。
拉宾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时同夫人合影。
在以色列，总理卸职后就搬回原来的私人住宅居住，政府平时只为其配备一名警卫人员。
拉宾私人住宅在特拉维夫近郊的一幢公寓楼内。我拜访莉娅时，门口只有一个警卫值班，没有其他特别安全措施。住宅并不大，约有二百平米，客厅也不宽敞，约有四十平方米。除了一些以色列和外国的工艺品外，家具和陈设都比较简单。男主人生前的俭朴由此可见一斑。
拉宾夫人身穿惯常的黑色衣服，瘦削羸弱。笔者入座后，转达我国家主席和总理对她的问候和对拉宾的悼念。她表示感谢，并要笔者转达对我国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敬意。同时，她坚定地说，拉宾虽然走了，他的事业还在继续，更多的人将继承他的遗志，和平的潮流不可阻挡。她还形象地说：“和平就像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可能停顿一下，但不可能倒开。”
/让儿女也投身和平事业/
1997年工党选举新领导人，巴拉克当选为主席。拉宾生前很器重巴拉克，这是他当选工党主席的重要背景。
事后，拉宾夫人公开宣布，巴拉克是拉宾亲自决定的接班人。她曾对笔者说，她对选举结果很满意，巴拉克当选符合拉宾生前的愿望，相信巴拉克能带领工党和以色列人民实现和平。
后来，巴拉克在推进中东和平方面做出不少成就，但是未能实现同叙利亚的和平。特别是同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的失败，使巴拉克在国内的政治威信受到很大损害。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巴拉克的和谈政策是失败的。
这时，拉宾夫人公开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拉宾在九泉之下知道巴拉克的做法，会感到痛心”。由于种种原因，巴拉克不得不提前大选，并在选举中输给了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
巴拉克和作者在总理办公室交谈。
拉宾夫人对巴拉克的态度之所以前后不同，一个重要考虑是在于维护拉宾的政治遗产及和平路线。为此，她不顾疾病缠身，忙着写回忆录，在国内外进行社会活动，宣传拉宾的和平路线。
她的儿女也继承了拉宾的事业。大女儿参加了新成立的主张和谈的“中间党”，并且被选为副议长。一个儿子参加了以色列的和平组织，从事争取和平的工作。
/接待中国领导人/
对于中国，拉宾夫人也非常友好。她曾于1993年和1998年两度访华。特别是1998年来华时，她专门参观了拉宾援建的农场，并称之为“是丈夫生前最关心的项目”。
拉宾夫人和作者在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上。
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以色列时，去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陵园拜谒了拉宾墓。当时拉宾夫人正患严重腿疾，行走很不方便。但她坚持要到现场接待，并在拉宾墓前与江泽民主席亲切交谈。
不幸的是，就在2000年11月笔者离任回国的前夕，病魔夺去了拉宾夫人的生命。这对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妻终于在天国聚会了。
作者简介
王昌义 曾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吉布提大使，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委委员，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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