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BBC News中文”在外国媒体中率先发推报道，称袁隆平为“中国知名农学家”，他的超级杂交水稻技术已被运用到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该报道还算客观。“对人类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网友Kalisu Kagomi Williams 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在第一时间报道，袁隆平去世的新闻，被《联合早报》放在官网首页，最显着的位置。
记者梳理了往年外国媒体是如何报道袁隆平的。
“喂饱”中国人
“稻米，在汉语中，不只是一个名称，在‘高产水稻之父’袁隆平看来，这个词的重要含义只有一个：生命。”
这段来自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话，道出了袁隆平这一生和水稻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家美媒报道来自1990年5月，当时中国凭借袁隆平在研究所种植的一种水稻培育出的良种，成为世界领先的大面积种植高产水稻的国家。
此举之伟大，美媒都不禁发出感叹：这使一半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了珍珠般的高产稻米！
从1981年获奖的籼型杂交水稻，到2014年研究转基因大米，袁隆平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喂饱了”中国人。
但袁隆平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
2004年9月袁隆平获得了泰国的“金镰刀”奖。这个来自同样是稻米大国的奖项，也是为了感谢袁隆平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
泰方认为，袁隆平在为人类提供充足粮食的同时，还推进了该科学领域的不断发展。
造福全世界
2011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当年9月，着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又称“超级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
2014年2月，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这样评价袁隆平：
“在袁隆平的努力下，亚洲水稻产量大幅提高，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目前中国种植的一多半水稻都是袁隆平开发的杂交品种，他的杂交水稻技术目前已被推广到20多个国家。”
当年12月，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又刊登了一篇关于袁隆平的文章——《中国水稻产量创纪录造福全球》。
2014年5月10日，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中）在现场指导测量稻田面积。
日媒注意到，由袁隆平率领的团队种植的“湘两优900”当时又创造了纪录，每公顷超过18吨，远超日本平均水平。
日媒如此评价：中国的提高水稻产量试验表明中国立志于粮食自给自足，这有利于全世界的粮食保障。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袁隆平之所以频繁地被外国媒体关注、报道、称赞，不仅是因为他对中国粮食行业的贡献，更是因为他和他的水稻研究，实实在在地造福着全人类。
视水稻如生命
袁隆平的水稻研究不仅从未停歇，而且与时俱进。
2018年10月30日，袁隆平在位于湖南长沙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小区测产。
2018年的时候，88岁的袁隆平又一次成为境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报道，已属耄耋之年的袁隆平又研发了一个“科学奇迹”——培育一种能够在咸水中高产的水稻。
加拿大媒体称，这项创新让袁隆平再次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科学家。
2019年2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称，高级科技正在改变中国农业的面貌。文章中我们依旧能读到“袁隆平”这三个字。
袁隆平水稻印上外国货币
2017年8月，马达加斯加农牧渔业部植保司司长萨乎里一行专程来到湖南长沙，为袁隆平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面值2万阿里亚里的新版马达加斯加币。上面印着一束杂交水稻。
萨乎里向袁隆平介绍道，水稻是马达加斯加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中国的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马达加斯加人民基本已经摆脱了饥饿。“为了感谢您，我们特地选择水稻作新版货币图案”。
袁隆平获得的国际奖项
1985年10月15日，在中国北京，袁隆平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被誉为“杰出发明家”。
1987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中国专家首次获得的等级最高的世界性嘉奖。
1988年3月14日，在英国伦敦，袁隆平获国际让克奖的奖章、证书和奖金2万英镑。这项奖励两三年颁发一次，奖给在粮食食品和光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
1993年4月14日，袁隆平因为解决全人类饥饿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奖金一万美元。
1995年10月，袁隆平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这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世界粮食组织奖励为世界粮食生产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设的奖励，全世界获此殊荣的仅6人，袁隆平成为亚洲的唯一获奖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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