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具有古老文化的亚洲大国，喜马拉雅山把两国连接在一起，两国人民有着几千年交往的悠久历史，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促进了各自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人民对于邻邦印度是颇为了解的，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印两国人民的彼此交往和互相了解受到严重的阻隔和影响。
经过两国人民反帝反殖民的长期斗争，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中国于1949年赢得解放，从而两国人民又有可能开展友好往来，增进相互的交往和了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公告世界各国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即日将此公告正式公函告世界各国政府。
当年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印度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经过中印双方协商，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在中国大使未到任前，我国政府任命申健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去筹备建立大使馆的各项事宜。第一批先遣小组共四人，他们是：申健、熊友榛、三等秘书胡定一和随员单荣藩。
1961年周总理与申健合影
行前，在1950年5月的一个晚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他们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召见申健和熊友榛，亲热地同他们共进晚餐。
饭后，周总理与他们交谈直至深夜近十二点钟。总理提出了对印度外交工作的方针和原则，他说：“印度是亚洲的重要大国，是与我们新中国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第一个建交的国家，要做好对印度的友好工作，这对于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和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工作对新中国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毫无做外交工作经验的申健，当时刚年过三十，周总理委派他承担这项重要的任务，似乎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符，但这正是总理对他的极大信任。申健和熊友榛深感周总理放手使用和培养干部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当然总理和邓大姐都是了解他们的。
1946年，申健、熊友榛在上海合影
申健和熊友榛把两个小孩送入托儿所，小孩的小床、小摇车和高椅子等都送给了朋友。当时出国人员在国内是不留住房的。解放初办的托儿所没有经验，往往一院子抱着的婴儿都在哭叫。采购员买的是各种杂牌的奶粉，他们的女儿刚8个月就腹泻不止，儿子也发高烧。
申健夫妇便把两个小孩都送进儿童医院，委托过去在西安服务团的老朋友、儿童医院的护士长刘淑章照看。就这样，申健一行四人于1950年6月1日，由北京出发经香港乘船赴印度。
行前，我国外交部的同志曾告诉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很可怕，他们往往会恶意造谣，要特别警惕。有位副部长说：“人家说我傻，我就傻。”指示的精神是对记者少发表意见，避免记者从我们口中得到材料加以歪曲。申健决定尽量不见记者，不说话。恪守的原则是不要犯错误。
申健一行刚出国门，香港一家报纸就刊登了一条新闻：“新中国年轻的外交官申健代办系着一条漂亮的美国领带。”这一报道，更加增强了他们对外国记者的警惕性。
当他们一行从香港乘船赴印度途径新加坡时，第一次遇到了外国记者。记者到船上来采访，他们先是躲，躲不掉时便生硬地说：“我们路过此地，无可奉告。”果然记者骂他们愚笨。当然那位记者骂了便跑，没有给他们还口的机会。然而他们自己也担心还口对骂有失外交官的身份，同时又怕犯了“人家骂我，我都不还口”的错误。他们被这种追踪的采访弄得手足无措。
事后他们总结了经验，进行了自我检查。认识到，由于怕见记者、怕犯错误的思想，同时认为第一次代表人民政府出国，必须特别注意衣着仪容、生活小节，以致对具体事物、行动注意太多，思想上受到限制，见到外国人显得畏缩，这样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经过检查总结，他们的思想解放了，态度大方了。
在抵至印度加尔各答前，他们便事先准备好对记者的应酬话。轮船一到加尔各答，有大批记者上船采访，申健便按拟妥的讲话稿讲了一遍。按照我国政府规定，官方对外讲话只用中文，由秘书翻译。对记者所提问题，他笑而必答，从容自然，情况良好。
1950年尼赫鲁总理与申健亲切握手
在加尔各答，一些侨胞前来迎接，据进步的侨胞讲，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在加城许多华侨为谣言所惑，认为共产党人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是周身白毛，头发全白的怪人。但是当他们亲眼看见身穿西装和旗袍，举止端庄，行为大方很有气派的青年外交官和夫人时，他们惊讶万状，立即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情。
申健一行暂停留加城的数日里，亲切友好地接见了大批来访的侨胞，在华侨中进行了广泛的工作，给侨胞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3日，他们乘飞机抵达新德里，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印度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和一些印度友好人士和爱国侨胞。稍后一位留居印度的裴默农同志在新德里也参加他们先遣小组的工作，但是我国外交部曾有指示裴默农工作暂时对外保密。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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