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青年联欢节，又叫“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一项不定期举办的左派国际综合性青年活动，由总部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办，协办单位是国际学生联盟。世界青年联欢节是以苏联为首的国家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主题是反对侵略和战争，歌颂和平与友谊。
1953年，一位22岁的古巴青年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会议期间，他热情奔放，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代表坦诚相待，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他就是劳尔·卡斯特罗。
也在那次会议期间，劳尔认识了新中国派出的代表团，结识了中国的青年人。中国青年人唱的《东方红》朗朗上口，深深吸引了劳尔，在短短几天内他就学会了《东方红》，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一直牢记心中，随时可唱。
我第一次听劳尔唱《东方红》是在1997年，那时我刚到古巴工作。当时劳尔与中国使馆同志在小湖区国宾馆聚会。
聚会快结束时，劳尔站起来说，咱们唱《东方红》吧。说着，他就指挥起来，我们都精神抖擞地大声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唱完了第一段歌词，我们都停下来，劳尔却还在唱：“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他居然唱了三段歌词！我想就是中国人能唱三段词的恐怕也不多啊，劳尔不仅会唱，还字正腔圆的。我很难想像，几十年前他是怎样把号称世界最难学的中文，一字一字发音，一字一字记在心里的，又一字一字记了这么多年。以后凡是劳尔与中国同志聚会，唱《东方红》成了大家的“保留节目”。
2008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哈瓦那革命宫出席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为他到访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2008年胡锦涛主席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时，到哈瓦那大学塔拉拉分校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一千多名中国学生。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全程陪同。
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古巴是接受中国留学生最早最多的拉美国家。塔拉拉分校的项目，是中古建交以来最大的教育交流项目，是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的又一例证，充分体现了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劳尔对胡主席的讲话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赞赏。劳尔回忆起自己55年前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学唱《东方红》的往事，并带头唱起了这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这大概是劳尔指挥人数最多的一次唱《东方红》了。
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古巴，这是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首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古巴方面非常重视，劳尔亲自主持了会谈、欢迎宴会并陪同出席多场活动，古巴其他主要领导人也都陪同参加了有关活动。
2011年6月6日，正在古巴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哈瓦那参观贝达多综合诊所。
在紧张的日程中，习近平特别参观了哈瓦那的一家诊所，认真考察了古巴覆盖全民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他赞扬古巴卫生事业有着独特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并表示，中国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全部人口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保障体系。那天晚上，劳尔还陪同习近平参观了哈瓦那老城区，习近平对古巴下大力气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表示赞许。
在老城广场上，突然到访的中古领导人被热情的游客和居民围起来打招呼，游客中有两位中国女学生。她们落落大方地用西班牙文问候了劳尔，并回答了习近平提出的关于在古巴学习、生活的情况。
简短交谈后，劳尔主动回忆了自己当年学唱《东方红》的情景，并指挥唱起《东方红》，在场的中国人都激动地唱起来，不会唱的外国人也静静地听着，他们很难得看到古巴最高领导人唱着歌颂其他国家领导人歌曲，而且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
劳尔唱《东方红》最隆重的场合当数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之后。
那是2012年7月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欢迎远道而来的古巴贵宾。
欢迎宴会结束后，劳尔走到在场的军乐团面前，提议唱《东方红》。就这样劳尔在军乐团的伴奏下欣然唱起了《东方红》，在场的嘉宾都唱起来，活动达到了高潮。
2012年7月5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这是欢迎宴会结束后，劳尔·卡斯特罗在军乐团的伴奏下欣然演唱歌曲《东方红》。
这么多年，我听劳尔唱过许多次《东方红》，每次听起来感觉还都是那么激动。在劳尔激昂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古巴青年和新中国的青年一起慷慨高歌的场景，看到了当年在东方地平线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和革命尚未成功的古巴两国人民渴望了解对方的情感。
几十年来，劳尔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为一国最高领导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中肯定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事，其中，他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仍有几十年前学会的《东方红》。
作者简介
刘玉琴 2004年9月至2007年2月，任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是新中国第四位驻拉美国家的女大使，曾被授予大十字级“巴斯克斯”勋章；2007年3月，任中国驻智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2月至2012年1月，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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