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他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时，比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下文中简称“一师”）的毛泽东小3岁。1915年夏假后，痛失挚友易昌陶的毛泽东写征友启事张贴于长沙各学校，一共得到“三个半人”的回答，自称结交了“一个半”朋友，其中这完整的一个朋友就是罗章龙。两人相见后结为挚友，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再后来彼此有持续一生的牵挂。

　　结为管鲍之谊

　　相识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与毛泽东初识的情景：

　　那年19岁，到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用兰亭贴体书写，文情真挚，言辞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立即回一信响应，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收到复信，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下个星期日会面，地点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

　　……在走廊处看到一少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想那一定是要会见的人。行礼问询后，得知对方叫毛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是姓名的笔划数。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相见恨晚谈了许多。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宇宙人生等，对治学方针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谈论尤多。

　　……关于活学，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等均属茫然，主张用全幅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原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涉及较少……

　　谈话持续两三个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愿结管鲍之谊。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

　　定王台会见后，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晤谈。罗章龙回忆说，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毛泽东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对好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看书提问很多，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可贵的。

　　他们还共同远足出游过多处。一次，他们步行去毛泽东家乡韶山冲，途中乏累，便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捶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着把草鞋捶平。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熟悉打草鞋的工序，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回答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后来，这不起眼的草鞋，成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

　　毛罗定王台会晤后，陆续有不少学生加入会谈。两年后，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在新民学会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只有罗章龙不是“一师”学生。但学会组织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主角却是罗章龙。

　　当时大家即将毕业，考虑如何升学或就业。讨论时，会友决定采纳何叔衡提出的留学日本路线，并安排罗章龙先行探路。送罗章龙赴日留学分别时，毛泽东当面交他一个信封，内装七言古风诗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

1920年，进步团体“辅社”同仁游陶然亭合影（前排中间两位左为毛泽东，右为罗章龙）

　　南北分途努力

　　罗章龙抵达上海后不久，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事件，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回湖南。他向大家报告说：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日本政治黑暗，学术剽袭，无可师学之处，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十分令人神往，建议打消东行计划改辙北上北京。由此，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的重大改变。

　　1918年8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不久，与罗章龙等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留学。到京后，其他同学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当时留法，一个人要几百元旅费，通过在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有25位新民学会会员获得公费，公费名单本来有他们两个，他们却让给别的会员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他认为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一是老师杨昌济在北大任教，也希望他们留在身边。两人便留了下来，罗章龙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而毛泽东因是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期满才能投考，最后通过老师的关系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

　　到1919年初，毛泽东又决定离京返湘。罗章龙极力挽留，毛泽东去意已决。两人商定以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争取有所成就。

　　后来，有新民学会会友给罗章龙写信，说他适合专心做学问，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写信劝导说：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那些话有很大启发，也很对，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

　　一年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湖南大力推动湖南自治，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人口处。给毛泽东写信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毛泽东非常赞同罗章龙的认识，在回信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自此开始，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一个崭新境界。此后十几年，两人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大旗下，展露出才能。

　　在南方，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方，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党的一大；罗章龙在北京发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行动，他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后来，罗章龙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曾推举他和张国焘为代表，但因忙于创办《工人周刊》，改派刘仁静出席会议。一大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毛泽东是湘区书记，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后来，两人又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党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

　　1923年中共三大，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三人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当时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常住有三户人家：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一户是罗章龙家，大大小小共十几口人，对外说是一家子，实则担负着中央日常工作。“三户楼”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如罗章龙诗中所咏：“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组织长沙市和邻郊的工农武装。随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负责重组全国工人革命运动。这对挚友匆匆而别，从此直至终老竟再也未曾会面。

“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位是毛泽东）

　　迥然的政治生涯

　　六届四中全会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也改变了罗章龙的人生轨迹。

　　当时，共产国际的米夫让王明领衔主持中央工作，激起许多领导同志的强烈不满。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坚决拒绝表决。会后，他们又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非法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并在下级组织中搞“第二省委”“第二区委”，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第一次大分裂。因此，罗章龙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结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

　　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浴血奋战。他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不断遭受指责批判，并很快被取消党权军权，遭贬谪长达三年多，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但他既没有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没有消极对抗另立门庭，他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政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受排挤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仍在顽强地争取发言权，不断向中央提出深思熟虑的意见建议。他在忍耐中等待，在痛苦中反省，甚至认为自己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或许因为与别人沟通不够，于是下决心改变自己，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争取大家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转变和认同。终于，一些与他对立和反对他的同志转交为赞同甚至信奉他，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最后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后来谈到罗章龙说：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罗章龙被党开除后，国民党把他抓住后要杀，他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出面讲情，共产党已开除他，而且也在抓捕他，这才救了他一条性命。后来他隐姓埋名，辗转到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

　　十几年后，他的老同学与曾经的战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只能遥远地望着欣喜激动。他把自己的着作敬送毛泽东，一次途经北京时，毛泽东让杨尚昆将自己的一套文集送他。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和挂念。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曾三次病危，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诗句：北国忘年交，送予一卷书。洗兵海岛上，刷马江洲隅。邈邈千秋绩，洋洋万国舒。一劳期永逸，勒石狼居唇。

　　他最后的牵挂，仍在那毕生的友情和诗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