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越南党报《人民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谈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时,特别提到:“越南着名将军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少有的‘两国将军’。”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
少年时即投身中国革命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河内市郊嘉林县,当时越南正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武元博从小立志驱逐法冦,报效祖国。
洪水将军身穿中国军装
1924年底,16岁的武元博同一批越南爱国青年来到了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广州,改名洪水。而胡志明也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于1924年11月到达广州。1926年3月,由李富春、蔡畅等同志介绍,洪水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后遵照胡志明的指示,留在黄埔军校工作。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洪水便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洪水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毅然脱离国民党,于1927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12月和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的30名越南青年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
洪水将军
1928年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年6月,洪水被派到由澎湃、古大存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工作,先后担任连指导员、团政委等职务。
1930年初,红军12军团在福建成立,洪水从东江被派到福建,先后担任红军12军团34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
1932年,已经是师级领导干部的洪水,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员。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洪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洪水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打成“高级特务”,开除了党籍。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洪水被编入中央干部团直属队,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纵队党委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激动地说:“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也挽救了我的命运。”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到达嘎曲河边的日干乔时,张国焘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上,要率部南下。洪水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的正确主张,并同张国焘当面争论起来。
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洪水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开除党籍,甚至企图将他杀害,多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洪水才幸免于难。
抗战期间的洪水
长征途中,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继续北上。一路上,他靠讨饭、给人放羊、放骆驼,终于在1936年初到达延安。当时,洪水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身穿又脏又破的藏袍,大家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在延安,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对此,洪水坦然地说:“这就是革命。如果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必须经受得住各种磨难和打击,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误解,否则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
回越南投身抗法战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及其领导人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的洪水和其他越南同志能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修整后再动身回越南。洪水遂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
1945年越南革命前,印度支那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洪水和其他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抗法斗争。
临行前,洪水向毛泽东、周恩来辞行。他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后说:“报告主席,洪水同志即将返回越南,特来向您辞行,请您指示。”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小洪,我们和你依依惜别,只能同意你走,那里是你的祖国嘛。条件艰苦,就得艰苦奋斗了。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可你到了越南,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洪水的性格是执着、透明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骋千里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使用不好,他还会踢人哩。”
周恩来也嘱咐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你要走了。越南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你回去后要注意团结,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
洪水将军身穿越南军装
洪水于1945年11月初回到河内,改名阮山。胡志明主席见到他时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很快,阮山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又临危受命,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联区担任司令兼政委。在这里,他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
1946年,阮山在胡志明的支持下,在广义省创办了越南人民军第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广义陆军学校,并担任校长。他对学员们说:“遵照胡主席的命令,我将努力在几个月里,把过去20年的经验传授给你们。”这期间,他还创建了少年军校和越南第一个广播电台。
1948年,胡志明主席颁布向军队领导干部授予军衔的政令,授予阮山少将军衔。
重返中国
1950年1月,胡志明主席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斗争提供支持,并希望派洪水回中国,以加强越中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更好地了解情况,协调援越抗法事宜。
1950年,洪水(右)与罗贵波(左)相逢在中越边境。
1950年5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5月中旬,毛泽东会见了洪水,并请他住在中南海,这样可以同中国领导人经常见面。
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洪水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一班,进行正规、系统的学习,1954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起初在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年底调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直属《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这期间,每遇越南抗法战争的重大战役,中央领导经常请他去介绍情况,为中央领导的援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每当中央派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前,中央也请他去上课、介绍情况。洪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祖国的抗法战争做着自己的贡献。
胡志明为洪水写的卡片。赠山弟: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鉴于洪水是黄埔军校学员,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为中将。但由于他是越南同志,考虑到两国、两军关系,周总理提出要征求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主席认为,他的军衔与级别仍以同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一致为好。所以,他最后被定为少将。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洪水在接受少将军衔的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0月1日是新中国国庆6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身穿佩戴军衔的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毛泽东在接见观礼的将帅时,问到洪水的定衔情况。得知他被定为少将,毛泽东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这不合适,洪水同志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洪水重新被定为正军级少将。
患重病英年早逝
1956年初,洪水突然咳嗽不止,经检查确诊为肺癌,恶性肿瘤已大面积扩散。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用钴放射治疗。但他知道,钴放射对晚期癌症作用不大,再加上当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已渐显端倪,从政治上考虑,他表示坚决不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越南去。
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了洪水的回国事宜,并请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关同志还向洪水表示,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可以再同中方联系。
洪水将军
9月27日,中央八大闭幕。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等领导同志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
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洪水的手,请他坐在自己和周恩来中间。
毛泽东说:“小洪,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挺好,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我们没有照顾好你,没照顾好。”
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谈话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毛泽东说:“小洪,你回去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还回来。”
中越人民在烈士墓前为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而牺牲的人们致哀。
这一天,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孙毅等开国将帅和外交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以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共200多人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
中央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人们同洪水一一握手、拥抱,祝愿他战胜疾病,再回到北京。战友们昔日个个都是铮铮铁汉,此刻都不禁流下了热泪。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力气,挥手向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
洪水于9月30日回到河内,20天后,即1956年10月21日,他在医院逝世,年仅48岁。
作者简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