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斯通（Donald David Stone，1941—2021）是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荣休教授，自200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客座教授，讲授英国19世纪文学和西方艺术史，并兼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名誉顾问。从2007年至2019年，他先后向塞克勒艺术馆捐赠了超过600幅西方版画以及若干中国古代艺术藏品，并连续13年策划西方版画展，亲自撰写展品介绍文字。2014年斯通教授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2021年1月21日，斯通教授在纽约辞世，享年79岁。

　　斯通教授的朋友都叫他Don，我是他的晚辈，不敢用这么随便的称呼。特朗普任总统之后，他垂头丧气地跟我说：“你也叫我Don吧，我不想跟Donald 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了。”（因为特朗普的名字也是Donald，唐纳德。）这我才改了口。

　　在朋友眼中，Donald 是个艺术痴，西方主要艺术馆藏都装在他脑子里；他记忆力极好，读书过目不忘，能迅速提炼出他最有心得的要点，然后与人分享；他视课堂为生命，即使是讲过上百遍的《傲慢与偏见》，他也会在课前认真地重读原作，甚至重新撰写讲义，把最新看过的书和电影，最近获得的心得，巧妙地融进他所讲授的文本中。他是性情中人，爱憎绝对地分明，高兴时爽朗地笑，忧伤时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那坏情绪慢慢消解。他有些神经质，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真像伍迪·艾伦从银幕中走了出来。他喜欢读特罗洛普的小说，“一共四十七本，我全读过，而且是两遍！”他自己也像特罗洛普一样，喜欢讲故事，从他的母亲带他“ 穷游”欧洲，谈到青年时代和他的好友罗伊从纽约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徒步60 多个街区，去大都会歌剧院听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听完之后已近午夜，又冒着大雪徒步走回家。他还能从一场歌剧的演唱阵容，联想到他30 年前在维也纳听过的同一个剧目，指挥、主演、舞台制作，丝毫不差地背出来。他的段子不仅多，而且全是“干货”，若能速记下来，常常就是一段现成的讲稿。他说起小说人物时，就好像聊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常常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 可怜的Johnny Eames（约翰尼·埃姆斯）啊，一个小职员，始终没有得到Lily（莉莉）的爱。”（Johnny Eames 是特罗洛普小说《阿林顿的小宅》中的人物。）我趁机插嘴：“您觉得他像不像《霍华德庄园》里的Bast（巴斯特）？”“不，两回事，Bast 比他惨多了。”有一次他谈到诺顿出版公司的推销员敲他办公室的门，此人名叫马修·阿诺德，和他仰慕并写有研究专着的维多利亚思想家同名。他说当时一阵恍惚，仿佛穿越到了19世纪。

书架上的特罗洛普小说

　　记得2009 年的春天，我照例每周都去他在纽约的公寓和他会面。一进门，他便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纽约的弗里克艺术馆（The Frick Collection）正在展出几件珍贵的油画，是诺顿·西蒙博物馆（Norton Simon Museum）的巡回展品。其中的一件是西班牙17 世纪画家苏巴朗（Franciscode Zurbarán）的一副静物《柠檬、橘子和玫瑰》。Donald从他收藏的上千册艺术画册中，准确地抽出苏巴朗的书，里面照例夹满了他剪碎旧信封制成的书签。他指着这幅即将展出的静物画，跟我聊起了西方不同类型绘画的地位。记得他说，位居绘画之首的，当推展现永恒题材的宗教和历史画，继而是肖像画，再往下是风景和室内画。言外之意，静物画在西方艺术中并不具有天然的崇高地位。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你仔细看，这里面的学问大得很：苏巴朗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三种物品呈现在观者面前，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三位一体；玫瑰花虽然在绘画中常见，但这里的玫瑰并没有刺，说明它所象征的是未曾堕落的纯洁；柠檬和橘子也与一般静物画中象征生命短暂的水果不同，它们在这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光芒，仿佛具有了某种神性。”合上书，Donald慢慢地起身，拿起他早已准备好的三张明信片，一一向我展示。这三张明信片的主题都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场景，作画之人分别是丢勒（Albrecht Dürer）、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以及一个世纪之后的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Donald说，同样是水果，苹果在这些画中的意义单一而直接，象征着罪恶和引诱；相比之下，苏巴朗的橘子和柠檬，看似简单，实则更加含蓄和耐人寻味。

Donald（右)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与友人欣赏画作

　　这番讲解，让我这个艺术的门外汉听得入神，而正当我在内心暗自赞叹Donald的艺术见解之高妙时，他又放下手中的明信片，戴上眼镜跟我说：“虽然亚当夏娃的事尽人皆知，在这几幅画里也看不出什么精妙的展现，但是在伟大的诗人笔下，这就不仅是宗教寓言，里面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令人动容。”说着，他又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两本书放在我面前，分别是他的导师布什（Douglas Bush）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失乐园》及刘易斯（C.S. Lewis）的《失乐园的序言》，“拿去吧，你的课上用得着。记住，对于刘易斯来说，弥尔顿创造的上帝不如撒旦吸引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离上帝太远了，而每个人心中都装着撒旦。”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知道我那个学期选修了《弥尔顿研究》，刚刚这番从绘画到文学的议论，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感受弥尔顿的伟大诗作！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Donald式的谈话：有情怀，也有内容；既引述经典，又加入自己相当肯定的判断。在与Donald交往的十五年中，这样的谈话数不胜数，他口若悬河地讲，让我常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无地自容。随着与他交往的深入，我看到了他照相般记忆力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功夫。他常说，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他的全集。他对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家都进行过扫荡式的通读，并做有详细的笔记。有时候，他会说某个作家是他的“盲区”（blind spot），意思是这些作品无法引起他的共鸣，或是这个作家过于悲观、虚无，并不适合推荐给自己的学生，但你要是以为他说“盲区”是因为不熟悉这个作家，就错了。他多次说过，英国小说家哈代是他的“盲区”，但实际上他不仅多次通读过哈代的小说，写过相关的研究文章，还代替生病的William Buckler（威廉·巴克勒）在纽约大学教过几个学期的哈代研究课。谈到司各特（Water Scott）时他说：“比起阅读他的作品，我更愿意遥想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被推崇的小说家的历史地位。”出于好奇，我查到了他早年发表的关于司各特的研究书评。那本书研究的是司各特小说的歌剧改编。书评里的Donald，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宽厚、仁慈，而是非常缜密和犀利，展现了自己对司各特几乎全部作品的了解，而且还举出了许多被作者忽略的、基于司各特小说的歌剧脚本，许多是极少被搬上舞台的偏门作品。如果这也算是他的“盲区”的话，作为他的学生，我真希望自己多几个这样的“盲区”！读全集，览生平，这是他治学的根本。他对美国有些所谓知名教授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人喜欢用时髦的理论，来掩饰自己阅读的贫瘠，是偷懒的法子。他纽约公寓的沙发后面，摆放着几排作家传记，他把这些当作走近作家的最直接的方式。

　　Donald把故事也讲到了课堂上。同学们在他的课上虽然插不上嘴，却从没有“满堂灌”的感觉。他讲《小杜丽》，毫不吝惜地用大量时间朗读作者对Amy Dorrit（埃米·杜丽）的描述，动情时，便举起书，指着插画中小杜丽身后那一道光说，Amy的名字是“爱”，她给幽黑的监狱带来了光明，这就是狄更斯的宗教。说到贪婪的恶棍Merdle（莫多尔）时，他会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merde，然后夸张地用法语读出这个词：“这个名字来自法语的‘粪便！’”谈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后在衣服里装满石头，走入乌斯河（River Ouse）中自尽，他会哽咽，眼里噙着泪花。在理论至上的年代里，他会坚定地支持帕慕克（Orhan Pamuk）所倡导的文学的“道德中心”，只是这道德绝不是教条或说教，而是对生活细微而深沉的体悟：“当你读完一本小说后，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他最常跟学生讲的一句话。 的课，即兴感十足，但如果你有机会看他的讲义，就会发现他精心设计了课上的所有桥段，在课前又仔细核对了所有的文本细节，查阅了最权威的参考书。虽然几乎从不看讲稿，但一堂课下来，学生不仅听了故事，而且了解了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修辞手法、作品的接受和批评史等专业知识。

　　最近几年，因为体力不如从前，记性也有所减退，Donald 常常幽默地自嘲道：“我不但需要时刻写to-do-list，而且需要单写一个to-do-list来提醒我看这些to-do-list。”虽然这样说，但只要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就会始终搁在心里，一刻也没有疏忽过。这其中最让他全情投入的，当属每年在塞克勒博物馆组织的版画展。虽然展览通常在11 月举行，但他的准备工作早在前一次展览刚刚开幕就开始了。在他离开中国的1 月到再次回来的9 月之间，他会多次往返欧洲与美洲大陆，关注各类拍卖行的信息，见到那些“大艺术家的小作品，或小艺术家的大作品”（他的工资可以负担的），便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再次研读相关艺术家的生平，仔细考查版画的内容、制版的时间、发行情况和之前的收藏信息（provenance）。暑假里，他总是要逐条写下每个展品的介绍文字。这不是一般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汇编，而是他研究艺术史书籍、画册、展览图册等资料之后写下的心得。最后，他会把整理好的画分别用纸包好，按照大小、质地排好顺序，再用塑料纸一层层封好，最后装入一个大画夹。他说过：“为了这个画夹，我年年都要买商务舱座位，不是为了我自己，只有商务舱才能让我随身带着这么大的行李。”我在纽约读书的那几年，虽然错过了国内的展览，但早已在纽约就提前欣赏到了这些作品。Donald 到了北京后，又会详细地跟我们分享他在国内布展的情况，连每幅作品该配什么样的画框，都亲自选定。1 月份他会带着展览的海报回到纽约，将它们贴在卧室门上。我幸运地见证了这些藏品从拍卖行到北大塞克勒博物馆的全部过程。

　　“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这是Donald 讲话常用的开头。从1982年到他离世，Donald的后半生都与中国有关。他爱中国艺术，也喜欢中国菜，更为自己的中国学生感到骄傲，常说自己在北大的教书生涯是他一生中最为幸福和满足的时光。他一生获了许多奖，但最看重中国政府向他颁发的“友谊奖”，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奖杯。他一生未婚，却庆幸自己爱上了中国。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中，他说：“能去中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我心头一紧：他已然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了。

2015年，Donald在苏州

　　Donald走了。他再也不用为了买一张便宜的歌剧票排半天的队；再也不用为了目睹一幅稀世珍宝的风采，央求某个欧洲古堡的工作人员给他开方便之门。他可以永远与莫扎特、伦勃朗的杰作为伴，可以慢慢地品读他心爱的蒙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相信，等他看累了，永远会有一壶泡好的热茶等着他。“Now for a cup of t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