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先生（H.E. Mr. JUAN C. CAPUNAY)，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海颐智库学术委员。 曾任秘鲁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曾任亚太经合理事会(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

卡普纳伊大使（H.E. Mr. JUAN C. CAPUNAY)

　　全球化、相互依存、互联互通是当今经济现代化的工具。新兴经济体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第一世界经济体。然而，自2016年以来，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浪潮在概念上改变了这一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特别是那些旨在削弱人们对多边论坛和开放经济原则的信心的建议。

　　从经济和商业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具有一个充满活力和互补性的结构，自90年代初以来就影响了其政策的制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区域内关系的最初特征是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开放，但后来引入了宣布去全球化时代的消极措施：另一方面，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面临着最破坏性的卫生紧急情况之一，即流行病COVID-19，该疫情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影响了国家经济，消费水平和区域的生活方式，为社会和政府的运作创造了新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观察到，自1990年代末以来，所谓的传统经济大国被新兴经济体所取代，因为它们在争夺进入货物和金融服务市场的机会，流向发达国家的许多贷款和资金都来自那些新兴经济体。这是各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旨在使它们的经济适应全球化对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亚太新兴经济体恰逢通过投资项目，商业扩张和数字化转型来引导其经济潜力的意愿。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已经通过教育，购买力平价和研发探索了创新的发展方式。同时，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与亚洲奇迹参与者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并为商业、投资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提供了补充。因此，它们增加了对区域和世界经济新结构的参与，并已纳入了一系列促进跨国企业和政治开放的政策和措施，作为其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试图通过互换和共享愿望的手段来巩固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亚太在政治和经济上融入全球格局带来了好处，但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其社会的消费方式、生产能力和投资结构方面。小型经济体开始调整其生产结构，引进新技术和促进创新，以便使其提供的产品多样化，成为有价值的出口国，并参加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和区域一体化倡议，使中小企业适应这一进程是其国家发展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鼓励中小企业联合或组成联合企业，使它们能够参与生产链。

　　亚太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这种有益而务实的插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那些年里，亚太地区开始讨论建立重要的综合和多部门整合框架，以期采用区域战略联盟和商业伙伴关系。这些安排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工业碎片来提高其生产能力，并享受区域内商业和投资的好处。首先是太平洋流域经济合作组织(PBEC)，它使环太平洋国家的私营部门重新团结起来。这是私营部门合作机制和贸易安排谈判的开端。最近，由于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的成立，该区域的建议得到了充实，其运作涉及到亚洲区域发展的各个支柱，即私营部门、学术中心和政府政策。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审议工作是制订区域一体化、投资便利、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合作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国政府决定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该组织已成为最具活力的区域一体化和发展架构。2000年初，亚太经合组织通过磋商来实施其主要文件，即根据1994年茂物目标达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为了加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作为第一个区域性途径启动。

　　在次区域层面，突出东盟在促进10个成员国合作、融合和发展方面的主动作用。东盟已经实施了针对共同任务的政策，推进了合作规则的制定，并加深了其作为亚洲关键政治因素的地位。如今，东盟已成为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的外国目的地。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和平关系，东盟于2000年初决定建立区域合作经济伙伴关系(RCEP)，该伙伴关系实现了和平与合作发展的稳定和务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区域贸易安排(ASEAN RTA)以及与对话伙伴共同倡议的参与，在区域架构的构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将与TPP一起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在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的倡议下，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在拉丁美洲建立了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被认为是当今拉丁美洲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有56个观察员成员，主要来自美洲、亚洲和欧洲。它是一个分区域一体化集团，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与亚洲的贸易，促进与其他经济体的投资和技术合作，确定连接的有形和体制模式，加深区域的体制联系，并鼓励分区域私营协会。这也是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支柱之一。

　　然而，亚太区域一体化项目在过去4年中受到了内部和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其中，美国退出TPP，在区域议程中引入保护主义措施，摒弃全球化目标的对抗性政策，以及反对中国加入TPP。对于大多数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来说，中国没有加入TPP造成了一种艰难而又充满冲突的局面。对包括秘鲁在内的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如果没有主要贸易伙伴及其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的参与，就很难理解区域贸易安排的存在和运作。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区域一级表明了其世界贸易政策基于普遍存在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美国第一”的态度。最近，自2019年初以来，美国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其在亚洲的经济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知道，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是亚洲唯一能够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相抗衡的战略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仅介入敏感的中国国内政治问题，而且质疑中国私营部门在美国甚至西方市场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开始。在2020年的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举年的深刻政治对抗加剧了这种情况及其在地区议程中的影响。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中国习主席2013年提出的区域一体化倡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文化和地区经济联系是推动双边关系，建立相互信任和增进国家间理解基础上的动力。该提议将现代互联互通的不同组成部分引入到区域架构中，即全面的相互依存、经济互补和包容。全面相互依存的概念有助于国家间更好地了解、确立共同目标和促进互惠。这种经济互补性促进了贸易和投资，并创造了一个开放和以增长为导向的伙伴关系环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技术转让、创新和数字转型等项目，将效率和质量引入产能生产，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经济和社会包容性概念促进了文化间对话，加强了能力建设和技术教育计划，并支持中小型企业更好地参与经济进程，以创造收入和就业。“一带一路”倡议不以改变成员国发展规划为导向。它将促进地方和国家经济和社会融入区域架构，并将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教育方案、卫生系统和人民对人民政策的支持。今天，“一带一路”是对“去全球化”倡议的政治回应，是最近提出的反对保护主义到开放市场、反对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反对国家利益到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倡议的经济和战略选择。

　　还应提及的是，今后几十年可预见的合作前景将需要亚太小经济体努力巩固其双边联系和区域机制。在这方面，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可以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流动。作为一种选择，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将其国家和地区需求与亚投行投资组合的金融机会相匹配可能是很重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则的优势和不存在附加条件的原则，将使小经济体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

　　另一方面，由于亚洲的经济范围和发展模式，自1990年初以来，亚洲的经济领土不断扩大，超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他们最初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私人发起成立的。这些倡议的一个有趣方面是项目、国家经济和区域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经济优先事项，不断增长的经济领域建立在务实和经济导向的解决方案、自由贸易政策、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创新和社会包容的引入之上。在这方面，自1990年初以来，东南亚国家推动增长经济三角(GET)作为一种新的地方发展方式。SEA将社会和政治包容的需求转变为引入创新和科技的实用主义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深圳、广州、天津、海南以及韩国的其他经济特区也在发展。

　　今天，一个新的宏观项目已经在中国启动。大湾区项目是中国南部最大的一体化计划，代表了整个湾区经济合作的一项举措，是范围更广的投资工具，是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发展的激励，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平台，是文化框架以及区域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选择。这不是将三个地区的边界联系起来的传统经济一体化倡议，而是一个在确定程序时考虑到每个地区的需求及其增长前景的项目。

　　全球化G4.0的挑战为大湾区项目打开了新的设想。在广州，华为在通信领域的发展，Jumore在电子商务B2B领域的发展。在香港，中小企业在贸易和融资方面的创业能力和竞争力。在澳门，创意和旅游业的效率和质量以及澳门“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协会（MABRE）的数字结构，旨在促进澳门与亚太地区之间的贸易与合作。这种创新的技术建筑不仅将惠及大湾区的6500万人口，也将惠及亚太地区的小型经济体、机构和社会。大湾区可能成为新的亚洲硅谷。它可以代表中国通过研发、技术转让、投资和贸易来实现质量和效率增长的“高技术对话和实现”的单一试点空间。

　　珠海-澳门-香港大桥将使该地区相互联系，并将提供体制机制来增强人民能力和文化交汇。它将鼓励改善教育，旅游，减少数字鸿沟，文化理解，商业流动以及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第一步可以是组织经济和文化会议，亚太国家的小经济体和大湾区的大城市都应参加。这将证明，两国之间的长期联系是未来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坚实基础。 会议可以就关系的范围，共同关心的问题，路线图和促进采取综合办法的机制达成协议。在经济和贸易方面，该倡议可以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并可以成为东南亚和中亚的枢纽。

　　亚太地区关系的活力在于确定共同的机会。亚太一体化的承诺可以建立在人民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善意和各国政府的政治决定之上。“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区域一体化框架、连接太平洋岛屿和拉丁美洲与亚洲其他地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亚投行可以为各国经济参与区域架构的必要后勤和结构准备提供便利。跨太平洋地区的多文化和多民族对话将有助于促进“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