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此话可能说得有点儿过重，但本人一辈子的亲身受益体验，深感老师就是老师，永远都是学生的恩人和楷模。

　　令人敬畏的小学先生

　　我出生在浙江乐清大荆镇一个农村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盼望儿子能进城念书出人头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最爱听镇上说书人讲《水浒传》《封神演义》，也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过，无论升学过程还是成长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这恰恰磨练、激励了自己。回过头来看，倘若没有老师一路上的辛勤栽培、教育和扶持，恐怕谁都很难真正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大荆古镇

　　解放初期，农村学校的条件很差，校舍就是旧庙宇，桌椅板凳都是临时拼凑的。1952年，我进大荆小学读书，先在娘娘庙，后来搬到关帝庙、城隍庙，几年间一共换了五个地方。教书的先生（那时兴这种叫法），倒是乡下颇有名望的秀才，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厉。

　　记得我们的算术先生姓张，总是穿着一件打补丁的灰色长衫，上课时发现谁开小差，马上走到面前敲两下桌子，大伙儿一下子也都老实了；对违反纪律的，则要打板子并罚站墙角，我也曾领教过一次。

石门潭畔新村

　　班上考试时，我几乎每次都第一个交卷，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这样开导说：“不要老想抢先去交卷子，答完题后仔细检查一遍再交也不算晚。” 从此我改了这个毛病，后来还领悟到这里讲的是凡事不要逞能冒头的道理。当张先生抽着烟斗、风度翩翩地走在大街上时，村民们无不高山仰止，一片肃穆。

　　2006年退休后回老家探亲，我想去看望同村的张先生。我大哥说，他抽烟太多，前两年得肺癌走了。我心里一阵悲凉，50多年前张先生那令人敬畏的形象又浮现在脑海中。

　　老师鼓励为母校争光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区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进入公立的大荆中学，而被分配读民办，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在开学典礼上，叶校长强调民办中学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实行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完全可以办好。班主任张荷莲老师兼教化学，但我不太喜欢化学，她让我从语文课代表改任化学课代表，并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课堂上班主任要求很严，平时像慈母般体贴，对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总是嘘寒问暖。有一次全校文艺汇演，她亲自给我们化妆，一个个画了红脸蛋儿，男生都高兴坏了。学校就在海边，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周末老师带着下海逮魚捉蟹，然后就是大会餐，各种海鲜应有尽有，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

　　记得民中的同学大多要求上进，学习十分刻苦。老师也鼓励我们，争取在全县统考竞赛中能有好成绩，为学校争光。随着教学逐步规范，上课时间增加了，每天也都要上晚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盏小煤油灯，经常学习到深夜。

　　读完初二后，根据上级通知，民中停办。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只有一个班合并到大荆中学的名额，老师们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去向。最后离别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校长表情凝重，含泪宣读有关整顿民办中学的通知，并宣布合到大荆中学的名单。这一次很侥幸，我有机会继续上学，但看到许多同学不得不辍学，心里十分难过。

　　1960年，在大荆中学只读了一年书，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师资条件好，教学专一严谨，我是一年当作两年用，不仅补全了初中该学的知识，而且为下一步升学打下了基础。

　　2016年是大荆中学60周年校庆，蒋坚禄校长邀请我回故乡参加庆典活动，并为母校题词。我的字不好，但出于感恩之情，欣然提笔写了几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及期待，希望年轻校友青出于蓝，更有追求，更有梦想，为母校争光，为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我还给母校图书馆寄去了一本签名回忆录《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练成的》。

　　决定一生命运的一改

　　1961年考高中还算幸运，我以“备取生”名义进入雁荡中学。该校位于层峦叠嶂、风景秀丽的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之中。雁荡史称“东南第一山”，有“寰中绝胜”美誉，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宜于攻书习文。

　　由于对备取二字理解有误，还闹了笑话。开学时我没敢去学校，而一直在家里着急地等候通知递补。过了一个星期，学校捎口信来问，为什么不去报到？我赶紧跑到学校去，老师没有责怪，而是笑着说：“备取与正取一样，不存在什么候补的问题。”后来搞清楚了，我们几位备取的学习都不错，也只是家庭出身差一点，才有所区别。

　　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阴影，我决心在学习上力争更出色。每天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我就拿出初中时用过的小油灯，再多学一个小时。我脑子并不聪明，无非是笨鸟先飞。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违反校规而挨批。

　　那是刚开学不久，因天热我穿着小背心和短裤，踏着一双木板拖鞋“呱哒呱哒”地去教室上晚自习。结果被素以严格管理闻名的教导主任干祥球老师发现，他让立即脱下拖鞋，并进行了训诫。我检查认错后，光着脚丫跑回寝室换上布鞋。在返回的走廊上又碰见老师，他见我很紧张，就说没事了，只要改正就好。从此，我懂得了要注意处处自律。

图为1964年雁荡中学毕业师生集体合影

　　1964年高考，我竟“蒙上”了北大。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填写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五大志愿”。填完志愿后，我感到心满意足，又觉得没把握，特地去请教语文老师。朱天寿老师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教学有方，为人朴实，深受学生爱戴。正是他勉励我考文科，并对作文进行个别辅导。

　　朱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后说：“嗯，这五所大学都很好。不过，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排在复旦前面。”我当即改了过来，北大成了第一志愿，三个专业的顺序是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国际政治系。有人曾问过我，为什么选择这几个专业？那是凭感觉随意挑的，其中对国际政治压根儿没什么概念，后来却成了我的终生职业。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改可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命运。

图中第二排右5-8为郑圣道、郑逊华、章近汉和朱天寿老师。

　　时隔42年之后返回雁荡母校参加同学会，我与朱老师重逢，又提起当年填写高考志愿这段经过。老师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我一直记在心中，并特意将万里迢迢从国外带回的一个水晶玻璃花瓶送给恩师。同学会聊天时，我曾询问郑逊华校长有关当年备取生的含意。他解释说，那年按规定只招收一个班，而考生很多，相当于十取一，学校想了个变通办法，以备取生名义多招了5名。

　　在我印象中，他德高望重、温文儒雅，据说在“运动”中为了保护免受批斗，几个学生曾专门带他一起到外地四处“串联”。郑校长现住杭州，每次我们班同学会都有请必到。数学老师郑圣道谈到一个爱好令人动情，就是他退休后继续关注学生的动向，包括电视、报刊上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他都要设法收集剪报，在家里书架上存了一大摞。至于语文老师，迄今仍是我的写作导师。

　　第一部外交回忆录《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完稿后，我给朱老师打电话，请求像当年修改作文那样斧正润色。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我这个学生交给的任务，并谦逊地表示他不懂外交，这也是一次学习机会。每修改完一部分稿件寄回后，他都要打长途电话与我进行交流沟通，并叮嘱改动之处仅供参考。

　　蚂蚁啃骨头精神

　　进了北大俄语系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实际成绩还未达到学校录取分数线。据告，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适当降低点门槛儿，多招收一些工农子弟。开学上俄语课时，老师让每个同学都朗读一段课文，进行摸底测试。我发觉自己的俄语水平与其他同学相比有很大差距，心里非常着急和不安。

图为2006年作者和语文、俄语老师合影留念

　　下课后，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紧，她教过许多南方学生，什么样的口音都能纠正过来。她还指出：“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目前成绩可能比不上城里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老师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每当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不负厚望。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图为陈君华、万宁老师

　　这位老师兼班主任叫陈君华，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的外孙女。她爱逗笑，能关心人，和蔼可亲。按老师的要求，我买了一面小镜子，经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照书上的口型对着镜子大喊大叫。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终于把32个俄文字母的发音一个个地正了过来。

　　开学典礼时，俄语系主任曹靖华教授给新生做报告。他强调：“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学好、学扎实。”这几句话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脑子里，成了我的座右铭。记得在第二学年开课不久，我在六院的走廊里碰见曹老。当时我正在背单词，他眯着眼睛，用俄语问：“小伙子，学得怎么样？”我用俄文回答：“很吃力。”然后，用中文补充了一句：“但我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曹老满意地笑了，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北大不愧为最高学府，其学习风气之浓重，学术氛围之深厚，思潮流派之活跃，就是不同一般。然而，平平静静地学习不到两年，随着全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校园内掀起阵阵狂风恶浪。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我这个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一心想报答党和人民恩情的寒门学子，内心充满矛盾和彷徨。

　　在这儿不能不交代一下，我违心地写过大字报，批判曹靖华主任鼓吹“白专道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尽管也指出他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翻译了《铁流》等革命文学名著，他写的散文集《花》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蚂蚁啃骨头精神

　　17年之后，当时我已到外交部工作，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见到曹老。他苍老多了，拄着拐杖，我主动上前打招呼：“曹老，还记得当年在北大40斋（俄语系学生宿舍楼），您亲手送给《花》的那个学生吗？”他思索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噢，就是你们的大字报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令我好感动呵！”告别时，曹老嘱咐我：“外交工作很重要，你要好好做事。”

曹靖华教授在俄文楼与俄语系学生座谈

　　2007年秋，我应邀回母校参加纪念曹老110周年诞辰的活动。作为学生和崇拜者，我在会上发言，追忆了与曹老四次难以忘怀的见面情景。最后，我表示，从“蚂蚁啃骨头”到“要好好做事”，这既是曹老对我个人的教诲，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鞭策。继承他的遗志，弘扬“蚂蚁啃骨头”精神，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外语人才，这是对曹老的一个最好纪念。

　　1970年初，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储备”，赴河北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报到。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俄语系头号“走资派”、原总支书记倪孟雄来到学生宿舍与我告别。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有时说话太冲，容易得罪人，以后到社会上可要注意，否则会吃亏的。”我听了很感突然，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坦诚地当面指出我的缺点。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老师的提醒，我会记住的，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

　　此事过了很久，心里一直反复地忖度：一个“走资派”为什么对我说出这样的临别赠言？当初，系里两派实行大联合时，学生和老师混合编班，这位“走资派”分不出去，我向驻校工宣队的冦师傅表态可以安排到我们班里。这样，他就成了我这个班长的“部下”。他曾长期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身体虛弱，经常请假看病，有时分配到重活，我就让他留下抄写大字报或出黑板报。倪老师后来调到高教部工作，并先后到驻加拿大、美国大使馆任公使衔教育参赞。

　　1971年8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集中到唐山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外语学生到北外“回炉”进修。我们已吃过苦中苦，对学习如饥似渴。

图为2014年北大入学50周年纪念(前排中间为武兆令、李国辰老师)

　　北外俄语老师大多是中苏友好时期由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俄语水平很高。当我发现自己的口语与北外的同学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时，更是铆足了劲，奋起直追。这一年半的闭门读书，不仅把几乎中断了5年的业务学习重新续上，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翻译技巧。假如没有这一次补课，恐怕很难胜任后来的工作。

　　进修期间，学院还专门联系安排到用外语的单位进行对口实习。在教员的带领下，我们到大连外运代理公司当见习翻译，主要任务是陪同经理登上外国轮船，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或进行交涉。

　　尽管比较简单，但毕竟与课堂不一样，这是真刀真枪，还难免有点紧张，加之业务不熟，有时一个词卡住，就翻不下去了。我们尽量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多与外国海员聊天，练习口语。每次回来之后，我都将现场的俄语对话整理出来，请汪嘉斐老师修改指导，他总是耐心讲评纠错，让我受益匪浅。

　　难忘的外交启蒙老师

作者与（图右）田曾佩

　　1973年3月北外毕业填报志愿时，觉得外交部高不可攀，而且我们这批从唐山来的50人中只有一个俄语名额，我没有敢报。后来得知，是经俄语系老师推荐被分配到外交部。入部时，苏联东欧司苏联处田曾佩处长与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还特别提到，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领导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到代表团后，首席团员马叙生和党支部书记王厚立一起与我谈话，强调边界谈判机密性高，我们都是“文装解放军”，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并希望我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不可替代的专家”。

　　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指定老翻译王钢华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同时也是业务上的指导老师。他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争取早日入党，并主动传授经验，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新中国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无论做人、做事都令人敬佩。代表团的老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都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启蒙老师。

图为1977年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集体照(前排右2-3为王厚立、马叙生;后排左1-2为李景贤、王钢华)。

　　老马(那时我们对领导就这样称呼)是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有这样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老马让我誊抄文件，因为字迹潦草，也未核对，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总理阅退回的手抄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包括打错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重新认真誊写。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再未犯类似错误。

　　70年代中期，“批林批孔”、“批邓反右”之类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外交部也并非世外桃源。在“四人帮”横行肆虐的那些日子里，老同志们默默地横眉冷对，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对无端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更是切齿痛恨。

　　有一次，上面下令追查“反革命谣言”，要求统计违禁去天安门广场并传抄“反动诗词”的人数。支部召集开会传达有关通知，但谁也没有发言吭声，不一而同地以集体沉默表示抗议。支书是一位法律专家，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最后他不慌不忙地总结说：“我们代表团没有人去过天安门广场看什么热闹吧？”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实际上，多数同志都去过，我还抄回了悼念总理、批“四人帮”的诗词。

　　部里派来指导运动的联络员王国章同志(后来担任外交部纪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他煞有介事地附和道：“对，一个也没有去，就这样报告。”“四人帮”垮台后，我们与他开玩笑说：“你是钦差大臣，怎么也同我们一个鼻孔出气？”从这些老同志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正是他们这种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对我们青年起到最有效的潜移默化作用。

　　1979年，我到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工作。田曾佩、马叙生和王厚立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们不仅精通外交业务，而且都是为人正直、以身作则、关爱下属的好领导。正是在他们的耳濡目染熏陶和直接辅导培养下，我才有了更多的学习锻炼机会，尤其在调研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在使馆工作四年，先后从随员晋升为三秘、二秘。

作者与（图右）戴秉国

　　80年代中，我从使馆回国后在苏欧司苏联处分管调研。戴秉国司长自己就是搞调研出身，被公认为“大笔杆子”。他严于律己，厚道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对调研成品更是精益求精。我们处写的调研稿子送到司里，往往不是被改成“大花脸”，就是推倒重来。老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写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初，我很不适应，后来慢慢习惯了，主动在稿子左侧留出三分之一大宽边，专供领导改写。

　　记得有一次，我们写的《新情况》“七易其稿”。每次送到司里，都因不合要求被退回，我心里都发怵了。到第七稿时，那位写初稿的同志干脆罢工了。我只得劝说，这是最后一稿，若再通不过，我也不干了。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这“最后一稿”才算勉强合格，退回来时改得也差不多面目全非。

　　一篇新情况调研，为何如此折腾？主要原因是涉及的内容敏感，当时国内外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和新思维”有争议，而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当然不能不格外审慎。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后来，这位撰写初稿的年轻外交官，也和我一样成长为参赞、大使了。

　　我的回忆录《别样风雨情缘》里有这样一段记载：2009年随同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我的老朋友、俄罗斯第一副外长杰尼索夫（现任驻华大使）会见时深情地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工作时与中国外交部同事之间的友谊。

　　他指出，尽管当时苏中关系非常复杂，但两国外交官总是友好相处，并努力共克时艰。他用中文列数了十来位曾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老外交官的名字，并称“他们都是值得学习的老师”。这种好为人“徒”的精神可嘉，值得奌赞。

原国务委员戴秉国等老领导和张业遂书记、杰尼索夫大使出席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新书首发式。

　　至于上面提到的几本拙作，也是在多位老朋友、老同事、老领导的热心帮助和指点下才得以成稿。实际上，其中不少内容也都是吸纳参考了钢华、景贤、全章、世稼、永祥、国安、姜岩等提供的史料及具体修改意见。

　　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亦师亦友，有求必应，包括作序、题词。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年近九旬的田曾佩部长借助放大镜审读书稿，纠正了某些敏感提法，还挑出了错别字。他特别指出：涉及外交方面的内容，一定要注意准确、客观，多写事实，少作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唐代韩愈在《师说》中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被后人尊为百代之师，对古往今来老师的启迪教育作用做了最精辟、全面的论述。在我的一生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参加外交工作及退休以后，遇到过许许多多的老师，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呵护下，我才有幸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外交官，才有缘为心爱的外交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

　　正所谓师恩如海。颇感遗憾的是，我未能对恩师们涌泉相报，谨以此文表达无比怀念感激之情，并向所有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周晓沛（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