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旧金山草地艺术中心。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在这场iPhone 4S发布会上,多出来了一个空座位,上面标记着“保留”。
那是乔布斯的保留席位,他因病没有出席这场发布会。就在第二天,这位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与世长辞。接替他成为苹果新掌门的,是公众并不熟悉的蒂姆·库克。乔布斯与病魔缠斗的几年间,库克先后两次短暂担任这家公司的CEO,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就像那张保留的空座位一样,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库克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他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掌舵者,但人们还是忘不了乔布斯,对他这位新晋CEO大加挑剔:库克被质疑不能胜任,苹果频频被外界唱衰。
即便在九年后的今天,苹果市值突破2万亿美金,成为美股历史上首支突破2万亿美元的股票,苹果也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针对库克的质疑依旧存在。
质疑者无法否认库克执掌苹果九年来的成绩,但他们声称,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正在脱离乔布斯最初的创新精神与极客气质,成为一家更功利性、更纯粹的商业企业。
库克执掌苹果以来,iPhone 6系列之后的手机产品,被用户吐槽毫无创新,库克极为看重的iPhone X,也因乏善可陈的外观遭来诸多恶评。至于其一手操刀的Apple watch与AirPods,在推出的早期也备受质疑。
库克
这让库克陷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舆论氛围。一边,部分苹果用户对苹果在产品端的创新能力表示担忧;另一边,库克引领下的苹果正在完成从硬件到软件的转型,基于iOS生态圈的多元商业模式,让投资者对库克一致看好。
要知道,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时,苹果市值不足4000亿美元,但执掌7年后,2018年8月,苹果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市值,仅仅两年之后,这一数字便翻了一番。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通用电气传奇领袖韦尔奇用八年时间选定的伊梅尔特,在担任CEO的十六年间,通用电气的市值从4320亿美元缩水到2270亿美元;鲍尔默接替比尔·盖茨执掌微软的几年间,公司市值从6000亿美元跌至2200亿美元,甚至他的辞职让微软市值上涨了8%。
由此回头重新审视库克这九年,从更广阔的商业史来看,库克无疑已经成为最伟大的守成者,没有之一。
2012年,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库克提到了乔布斯生前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我还记得沃尔特·迪士尼(迪士尼公司创始人)离开人世的那段时间,人们左顾右盼,不停询问一个问题‘如果华特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办’,公司的业务一片瘫痪,人们围坐在一起开会,讨论的也是‘如果沃尔特还在,他会怎么办’。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只需要做正确的事情。”
库克终不负乔布斯所托。
“不管怎么说,他确实做了一件在过去绝不可能发生的事:让苹果发布会变得毫无兴奋感可言。”这是《蒂姆·库克传》的作者利恩德·卡尼,对库克在一场发布会上的表现做出的评价。
这发生在2012年的3月,乔布斯去世后,库克第一次在发布会上演示新品。对这次发布会上发布的iPad 3,果粉们显然有些失望,他们认为这款产品平淡无奇,更像是上一代产品的更新。
库克出师不利。更难缠的是,接下来,一系列的难题都找上了苹果。
先是2012年4月,美国司法部指控苹果与几家图书出版商共同操纵电子书价格。这一案件持续审理了几年,以苹果缴纳罚款并接受法院指定的反托拉斯监察告终。
稍晚一些的7月份,苹果三季度财报显示,iPhone出货量为2600万部,不及分析师2890万部的出货量,苹果股价应声下跌,这是10年来苹果第二次没有达到华尔街预期。
苹果还被迫取消了MobieMe这项云端服务、关闭了音乐社交网站Ping。前者在11年10月被iCould取代,后者则一直没有打开市场,不受苹果用户待见。9月份推出的苹果地图,也因功能太复杂、导航变形等问题,没过多久便被放弃。
很难说这是库克执掌不力,还是乔布斯时代的遗留问题,但显然,这些问题,都要彼时执掌帅印不过一年、根基未稳的库克来消化。
库克与乔布斯是风格迥异的两类领袖,前者长于运营,后者是天生的产品高手;前者习惯于保持缄默,后者则有着强烈的“现实扭曲力场”,外显为说服力极强的演讲能力、以及罕有的领导力。这也就导致,相比乔布斯,库克给苹果带来的改变并不那么直接。
乔布斯
变化是从苹果内部开始的。这一年,负责苹果零售店的高级副总裁约翰·布劳伊特、资深副总裁斯科特·福斯托先后被库克解雇了。从根源上来说,他们与库克时代苹果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
布劳伊特于当年1月才正式加入苹果,是库克接任CEO后招聘的第一位高管,但在苹果零售店业务上,由于太注重销售目标,他通过削减员工数和工作时间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这伤害到了用户体验;福斯托则主要是因为兵败苹果地图,又拒绝公开道歉而离开。
值得注意的是,福斯托一手创办的NeXT,正是乔布斯第一次离开苹果后的去向,他在1997年随乔布斯一起进入苹果,曾被公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CEO的人选。
回过头看,库克所做的这些调整,是苹果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此前的苹果,乔布斯已然是精神领袖,甚至是苹果的灵魂所在,彼时乔布斯的价值观便是苹果的价值观:重产品、重创新、重服务、并抱有改变世界的野望。但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在很多层面,库克与乔布斯的做法完全相反。
乔布斯经常让团队之间、甚至个别管理者之间相互竞争,由此来调动团队积极性,类似“赛马机制”,库克上任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会深入员工之中,强调“团队”与跨部门协同。
乔布斯对慈善无感,曾公开表示,他能做的最大的慈善,就是提升苹果的市值。但在2012年1月,在苹果发布上季度财报后的内部全员大会上,库克重点阐述了苹果要参与的慈善事业,他称这是“全新且激动人心的事情。”在苹果捐赠的慈善机构里,包括了教育、健康和人权等项目。
库克开始着力推进苹果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关注供应链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障、关心隐私建设……乔布斯显然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花费时间。
几年后,人们会发现,这些库克在当时种下的因,构成了库克时代苹果的价值观。
2017年年底,苹果官网上正式列出了苹果的6条价值观:无障碍使用、教育、环境责任、包容性和多样性、隐私性和安全性、供应商责任。如今,苹果的价值观被进一步浓缩成了辅助功能、环境责任、隐私以及供应商责任。但不难发现,这都要源于库克当时的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让苹果这家公司留给外界的印象变得柔和起来,乔布斯时代留下的“棱角”,正在被逐渐磨平。
2013年,库克来了三趟中国。在此之前,苹果在中国只有两家门店:一家位于北京,于2008年开业;一家在上海,在2010年开业。
这是库克与乔布斯最大的不同,乔布斯从来没到过中国。
2010年,柳传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这样评价乔布斯:“苹果正错过中国市场一大机遇,我们很幸运,因为乔布斯的脾气很坏,没把中国市场当回事。如果苹果花在中国消费者身上的功夫与我们一样,那我们将会有麻烦。”
事实证明,库克选择重视中国市场,是比乔布斯更明智的做法。随着iPhone 5S系列与iPhone 6S系列的大放异彩,中国市场成了驱动苹果营收增长的重要引擎。从2014年开始,苹果在大中华区的营收便维持在了20%左右的水平。此外,苹果近50%的供应链都来自中国市场。
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当时的智能手机市场,不难发现,抓住中国市场,是库克不得不做的选择。那几年,三星凭借着Galaxy S系列异军突起,很快便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与苹果形成对垒之势。再晚一些,华为也将凭借mate系列杀入高端市场。
以2014年为例,苹果智能手机年出货量增长率为25.4%,全球出货量为1.913亿部,占全球16.4%的市场份额,而三星则以28.0%的市场份额稳坐头名。
苹果需要中国市场来与三星抗衡,更何况,当时中国市场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增量市场。百度发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当季度国内智能手机的人口普及率只有30%。
库克开始频繁来到中国,算上2013年三次访华,库克执掌苹果的九年间,先后来了中国15次。
不过,即便在市场份额上被三星全面超越,但体现在利润率上,只做高端的苹果完胜了产品布局更丰富的三星。Canaccord Genuity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苹果占据了手机行业利润的65%,三星占据41%,但到了第三季度,苹果的利润占比已经达到86%,三星则降到18%。
用不到20%的市场份额占据市场80%甚至更高的利润,凭什么?品牌溢价之外,库克在上游供应链端与下游零售体系端的持续布局,不容忽视。
2013年10月,在零售高级副总裁这一职位空缺近一年后,库克为苹果请来了安吉拉·阿伦茨来接替约翰·布劳伊特的位置,阿伦茨的上一份工作,是巴宝莉(Burberry,英国奢侈品品牌)的CEO。
这一年的苹果并不平静,一季度财报发布后,因销量及营收未达分析师预期,苹果股价持续下跌,一度从最高峰跌去40%。与此同时,苹果的盈利能力正在减弱。
阿伦茨在苹果任期内最大的举措,是整合苹果的实体和电子零售业务。她根据销量重组零售店体系,简化苹果零售环节的运营,提升效率;此外,她还改进了苹果零售店和线上、线下移动应用的移动支付服务,弥合了线上线下的购买体验差距。
苹果三里屯专卖店
根据2016年苹果发布的财报显示,苹果零售店的进店人数以及总销量均实现了双倍增长。此外,苹果在线销售的年增长率为40%,达到1680亿美元,超过沃尔玛的同期收入。
再到2017年,Apple Store每平方英尺店面实现的销售额为5546美元,且每年能为苹果贡献15%左右的净利润。
另一边,库克1998年加盟苹果时,这家昔日的明星公司正处在生死关头:产品线无序膨胀、产品力竞争不再、销量下滑、存货如山。
这时候,库克表现出了一名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重塑苹果供应链。在这之前,供职IBM和康柏近20年的库克已经被业界奉为供应链大师。他的供应链哲学是“库存是最根本性的邪恶。”
库克借鉴了此前在IBM和康柏惯用的JIT生产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放弃以往大规模采购物料、大规模生产,由以上游推力为主的生产方式,改为以下游订单拉动生产的模式。
从供应商管理到供应链运营再到生产方式,库克将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从100家减少到24家,说服供应商搬到苹果工厂附近,同时放弃以往由苹果自家工厂生产的做法,将更多的生产共走外包出去,将零件库存的压力嫁接给了供应商。
库克还带领苹果投资了当时最先进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并直接打通了零件供应商、组装厂和渠道的信息系统,从这套系统中,苹果能够一手掌握每周销售预测、零售渠道库存统计、外包工厂订购需求、库存积压等细节,做到了对成本的精细控制。
1998年初,乔布斯把苹果两个月的库存期缩短到了一个月,但同年底,库克便将这一数字缩短到了9天,再到1999年9月,苹果库存期达到了惊人的两天,有时甚至达到15个小时。
库克变革下的苹果,还在对供应链表现出强势的控制力。
根据虎嗅报道,苹果常用的手段,是回到“大规模采购”的传统模式。据独立分析师Horace Dediu统计,苹果在2010年就为供应链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彭博更是指出,苹果在2013年在供应链的机器与激光设备上投资了105亿美元之多。
资金更为充裕的苹果,通过iPhone少款多量的优势,用订单控制全球供应链产能。比如2011年,苹果花费39亿美元买断LG高分辨率屏幕,使市场严重缺货;2014年,苹果再次耗资买下23%的闪存产能,使闪存市场大幅涨价。
苹果的供应链操盘法,为其带来了丰厚利润。
2017年接受《财富》杂志专访时,库克被问到:“苹果如何改变世界”?
他立即回答:“我们的产品”。
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不赚钱的产品线纷纷砍掉,甚至因此解雇了大部分工程和营销团队,众所周知,乔布斯把混乱的产品线砍到了只剩四条,更多的是化繁为简。乔布斯逝世之时,苹果的产品线分为iMac、iPod、iPhone和iPad。
库克却走了一条与乔布斯极简主义相悖的路。
2014年,苹果推出智能穿戴设备Apple Watch;2015年,苹果继MacBook Air和MacBooc Pro之后推出MacBook;随后Apple Pencle、AirPods、HomePod等衍生产品也先后推出。
与此同时,在iPhone这条产品线下,从2018年发布XR系列开始,一个明显的信号是,iPhone的型号越来越多了。
作为对比,2010年,苹果官网共提供14款苹果产品,而如今,苹果的产品线已经扩张到27款产品,不同的版本数量达到200以上。
这似乎印证了《乔布斯传》中,乔布斯曾亲口说出“库克真的不懂产品”这一事实。实际上,库克任期内最成功的两款iPhone也不过是iPhone 5S与iPhone 6S系列。
但库克的厉害之处在于,通过iOS生态圈,他将这些产品有机联系在了一起,为苹果开辟了内容服务的又一商业模式。
苹果公司发布的今年4-6月第三财季财报数据现实,iPhone/iPad/Mac/服务/可穿戴营收同比分别增长2%、32%、22%、15%和18%,而iPhone在整体营收中的占比也进一步下滑至44%左右。
要知道,iPhone 6时期,苹果公司iPhone贡献的营收曾一度达到63%。
苹果的这种转变,大抵从2015年前后就开始透露出了信号:14年底,库克推出了他首个由他主导的新类别产品Apple watch,16年,AirPods发布。这说明,库克正在寻找继iPhone之外,苹果另外的可能性。
基于完整容生态圈的服务收入,是库克极为看中的一环。2017年,库克曾为苹果设定下一项目标:希望到2020年将服务收入翻一番,达到460亿美元。结果截至今年6月,苹果报告中的服务收入为131.6亿美元,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22%。
去年的苹果春季发布会上,苹果罕见地没有发布硬件产品,而是推出了四项服务,包括:News+(全新的新闻浏览方式)、Card(更简单的信用卡体验)、Arcade(更好的游戏体验)、TV(更广更智能的电视应用)。
苹果2019春季发布会
对此,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表示,“这是苹果的一个关键转变,在我们看来,这是该公司自2007年推出iPhone以来最大的战略举措。库克和苹果在提供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流媒体内容可能是增长的关键。”
据彭博社近期的一则报道,苹果准备推出一种捆绑服务,用户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使用多种苹果的数字服务。Apple Music、Apple New+、Apple TV+ 和 iCloud 等等服务都将包含在内,并且将分为不同的打包套餐。
这种捆绑性服务被称作“Apple One”。有消息称,这一订阅服务,将与随后即将发布的iPhone 12系列手机同时发布。
而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持续看好苹果,即便有观点认为苹果已经失去5G的先发优势,其今年以来销量的稳定也主要是由于iPhone SE 2这款售价在3000元左右的机型。方舟投资公司的尼克·格劳斯就表示:“从长远看我们考虑苹果时,可能不会专注于其他分析师关注的领域,例如iPhone销售和设备销售,我们更专注于他们的服务。”
如今看来,较之乔布斯,库克被外界质疑的在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短板,正在被生态化、服务创新、以及一个商业帝国所弥补。他与乔布斯,只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成就苹果。
我们无法预料乔布斯能否将苹果带到这样的高度,就像我们无法否认库克所做的这一切。
据外媒PhoneArena报道,明年底库克十年任期将至,届时,无论功成身退还是继续执掌帅印,他都已经成为乔布斯后苹果的另一个代名词,以及史上最伟大的守成者。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乔布斯面试我最开始的5分钟,我就决定抛弃所有的谨慎和逻辑,加入苹果。”1998年,乔布斯用五分钟就说服了库克。
《蒂姆·库克传》一书的作者利恩德·卡尼提到这段故事时这么写道:他们是最佳拍档。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