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七月的天空,似有晨星于微茫中依稀闪烁。
漫说本不该讲他,不讨巧,不够闹, 弄不好还会被扣上“厚古薄今”的帽子, 遭众人白眼讥笑。
只是犹豫中偶见网友们在群里热议此刻正剑拔弩张的中印局势,遂想到1962年中印之战前夕的一则尘封往事……
幡然悔悟,今日不谈陈寅恪,更待何时!
“中印争端”争的就是领土,你说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呢,因而构成 “争议”。怎么争?可不能上来就打,还得讲个师出有名,先礼后兵。
1962年,印度的尼赫鲁网罗了一大批印度学者皓首穷经,摆出了印度应该拥有争议领土主权的所谓“证据”,来势汹汹,不可一世。
面对印方“学术侵略”中央一度一筹莫展,偌大的中国居然一时间找不到可以应战的历史学家。最后还是毛泽东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后,突然灵光乍现:
“你们去找陈寅恪。”
说时迟那时快,陈寅恪旋即披挂上阵,先生旁征博引,穷理尽微,一会是古代图志典籍,一会是清廷与印度、西藏的往来信函……三下五除二,便把中印的边境划分说的清清楚楚,而且还举出足够证据说明:
“麦克马洪线”本身就已经侵占了中国领土!
1962年的中印之战叫“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那其中最关键的“自卫”二字,便是陈寅恪替国人争来的。
多说一句,此后数年,中苏关系突然恶化,关于“库页岛”的归属问题又争得不可开交。还是陈寅恪应外交部之请再次出山,从学术层面论证了库页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
好吧,如果此公不算“国之重器”,举国上下则无重器可言。
其实,单说陈寅恪两军阵前,一言定边界,还不能完全说明先生学识之深,要知道,当年中央政府请他出山时,陈寅恪早已双目失明,他全凭记忆完成了史料考据。
好吧,如果此公不算“鸿儒硕学”,举国上下则无博士可列。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砥志研思、治学一生,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然而终其一生,陈寅恪确实未曾获得过 “博士”头衔,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朵“奇葩”,一则美谈。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晚清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亦是“维新四公子”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出身于这般人家,想不发光都难,更何况陈寅恪自小就显露出了“学霸”模样。
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与鲁迅同船东渡扶桑,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学习。三年后因病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陈寅恪再度迈出国门,踏上游学之路。多年之后,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一再夸赞老师“先生之后,再无来者”,单看陈寅恪的求学历程,你就会明白,如此“过誉”并不突兀,陈寅恪的功成名就一般人决计无法复制:
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陈寅恪这一圈学下来,可谓是一路开挂,沿途开花。
很抱歉,请恕哪吒才疏学浅,实难在学术层面对陈寅恪先生予以置评,光是他研习的那些语言,就足以令吾辈瞠目结舌,不明觉厉:
英、法、德、日、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自不用表,陈寅恪且掌握了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等等等诸多小众语言。
为作此文,哪吒下午查阅文献资料,有说陈寅恪掌握了23种语言,也有说达30种之多……窃以为,到底是23还是30哪里还重要!重要的是陈寅恪能让吾辈领略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高山仰止”!
他没两把刷子,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又岂能侧目待之!
当然,这都是后话,首先觊觎陈寅恪的还是南海先生梁启超,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收到清华大学发来的一纸聘书。
一年前,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至今的大事:“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清华老校长曹云祥对此期望甚高,千方百计积极物色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
然当曹云祥看到梁启超的举荐材料,立时反对:“这个叫陈寅恪的怎么连博士都不是啊~”
呵呵,你猜梁启超怎么说的?
“我梁启超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吧?但我可以负责的说,把我所有的著作加到一起,怕是也没有陈先生区区三百字有价值。”
于是,陈寅恪成为了当时期唯一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国学院教授,后来还修炼成了“清华园活字典”、“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何谓“教授的教授”?
据说陈寅恪授课时,季羡林这样的迷弟姑且不提,胡适、冯友兰、吴宓……甭管清华还是北大的教授学者,都涌来听他讲课。
也难怪,陈寅恪讲课“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他自己讲过的也不重讲”,如此干货满满的国学课,岂有不火之理?
陈寅恪某次课上欲讲白居易的《长恨歌》,遂在黑板上写下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哪知道光句首的那个“汉”字,一讲就是三节课……
陈寅恪系清华大学中文、哲学、历史三系合聘教授,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六所名学。
仅凭这份履历表,你就知道后人要超过他简直痴心妄想。
对了,一直没有说,这么彪悍的一个学霸,在多所大学深造过,怎么就没有拿过一个博士学位?
呵呵,答案很简单,但足以令人五体投地: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陈寅恪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是千年前范仲淹对博学鸿儒的的诗意礼赞。讲真,唯有在陈寅恪、胡适、王国维、傅斯年、章太炎……这些国学大师的背影里,你方能品味到:
先生,旧时之师者,是一个称谓,是一份修为,更是一种境界。
前面说过,在学术层面哪吒断无资格对陈寅恪先生做出任何褒贬,我唯有通过几件小事中他人对陈寅恪的态度予以侧面说明。
刘文典先生,中国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素来以“狂”著称,没错,就是那个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踢过蒋介石一脚的牛人。他在西南联大与陈寅恪共事期间,曾经这样说过:
“在联大陈寅恪每个月应该拿到400元,我呢?够资格拿40元,至于那个人,我看给他4元钱都是浪费。”
哈哈,“那个人”是谁?沈从文。
另一件是说某日本知名学者因为在某领域遭遇学术难题,百思不得其解,遂辗转找到陈寅恪。陈寅恪倒好,分分钟搞定,搞得人家顶礼膜拜。以致于整个日军侵华期间,不断有日本学者联系驻中国日军,希望军方对陈寅恪予以格外保护。
这下好了,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不仅没有骚扰陈寅恪及其家人,而且还三番五次地往陈家运送生活物资。
不过这里哪吒还是要说个公道话,送归送,但陈寅恪一概不收。据说那时期陈家有一“怪景”,这边日军往里面送面粉、饼干、罐头什么的,那边陈寅恪带着家人往墙外狂丢……
无需诧异,其父陈三立就是“七七事变”后绝食报国,忧愤而死,这样的“嗟来之食”换做是我,怕也是难以下咽。
尽管1949年后,陈寅恪因为刻意远离政权而饱受指责,但在我看来,先生的爱国情怀是不争的事实。你看看,他给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陈小彭、陈美延、陈流求,出自哪家典故?
唉~《马关条约》!清政府当时屈辱地割让了澎湖、琉球……
但你知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于时代的漩涡中,没有任何一叶扁舟可以去往自己想要的彼岸。
那场晦涩难说的政治运动到底还是呼啸而来,先开始还有陶铸硬气保着陈寅恪,后来陶铸自己都被打倒,陈寅恪的噩梦遂滔滔而来。
斯时,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授教,他也是太不“懂事”,据说康生到广州去拜访陈寅恪,老先生糊涂,竟然闭门谢客,不见就不见吧,还奉赠一首讽刺诗: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一把年纪竟还是书生意气!那是“任他嗤笑”的小事吗?康生一声令下,你不是想出版《论再生缘》吗?我看还是算了吧~
其他的著作出版也一并停摆。
这才开始哦,接下来,真正打倒陈寅恪的行动一步步展开: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一张大字报,说他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
还有更荒唐的,中山大学贴出大字报,首先认定陈寅恪的罪名是以治病为由非礼女护士。
呜呼哀哉,陈寅恪一个年逾七十的瞎老头子,因为腿疾七年间不能站立,而且还患有阴囊炎,竟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去调戏照顾他起居的女护士!
你知道的,在那个时期,这种“风流”事最来劲,遭人嫉恨,你也说不清,然后,然后你就完蛋了……
陈寅恪无法站立,自然无法接受批斗。你别急,人家有的是办法,你眼睛瞎了,但耳朵不聋啊,批斗者们居然将高音喇叭绑在陈老的床头,没日没夜地播放对他的“控诉”,让他片刻不得安宁……
人都这样,陈寅恪的藏书自然也不能幸免,就连陈家的银行户头也被冻结,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
“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月支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代国学宗师,学贯中西,精通30种语言的陈寅恪,在他为这个国家划清楚“麦克马洪线”后,用汉语为自己的家人写下的“乞命书”,而他的要求仅仅是让一家四口能喝到牛奶,而且还是申请动用自家户头里的存款……
告诉我,你能想象吗?
对了,还有更让人无语的,这份可怜兮兮的《申请书》……
最终无果。
一年以后,1969年10月7日,饱受迫害的陈寅恪暴发肠梗阻,肠麻痹,不能救治、病逝,享年79岁。
据三女儿美延回忆,陈寅恪弥留之际,什么也不说,只是眼角不断默默地流泪,他的遗言只有一句话:
“我的藏书一本都不要给中山大学。”
不敢想象,陈寅恪离开时心里聚集了多少的恨啊~
45天后,陈寅恪的结发妻子唐筼女士也随他而去,一对中国知识界的才子才女、金风玉露从此驾鹤西去,不顾人间……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夫妇的墓重建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当代艺术家黄永玉亲笔为墓碑撰写了十个大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你知道吗?这行碑文取自于当年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为他撰写的墓碑挽文,造化弄人,不曾想,70多年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墓碑上。
回想当年,陈寅格为王国维纪念碑铭虽然仅253字, 却三见独立,四见自由,更引用了亨利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其结句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的容易,行的断肠。
最后说一句,1988年,学术界举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
陈寅恪先生若有在天之灵,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