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有幸见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那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刚刚宣布独立之初。
1992年1月3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飞抵哈萨克斯坦当时的首都阿拉木图。因为总共只有一天时间,所以我们抵达后立马前往对方外交部商谈有关建交事宜。双方进行友好会谈,很快就达成协议,并于次日上午签署建交公报。紧接着,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府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双方团长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总统听取汇报后非常高兴,对哈中两国这么快就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满意,接着回忆了不久前作为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指出中国政府派代表团来访是有远见的决策,并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寄予厚望。
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初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目光炯炯有神,待人亲切随和,反应十分敏锐,显得精明老道。过了11年之后,我重新回到哈萨克斯坦向他递交国书时,还回顾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就是这位哈萨克斯坦总统,创记录地先后访华达20多次,并率先表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他指出:中国好,哈萨克斯坦就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规划远航的风帆。哈国在历史上曾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第一站,相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也将成为重要一站。
2003年9月,我从驻波兰使馆转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到任第三天,我前往拜会时任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会见中,托卡耶夫表示欢迎我这位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来哈萨克斯坦工作,我则直截了当地谈了中哈能源合作前景及今后的打算,希望他能与我一起共同推动完成这一世纪工程,托卡耶夫表示完全同意。第五天,我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递交国书,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两国能源合作。我表示,哈萨克斯坦刚独立时曾前来参加两国建交谈判工作,这次的主要使命就是落实不久前胡锦涛主席访哈时与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协议,抓紧建设中哈原油管道这一新的丝绸之路。纳扎尔巴耶夫不仅完全赞同尽快建成哈中原油管道,而且主张铺设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并称据他所知,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对此也很感兴趣。
在第二次会见中,纳扎尔巴耶夫谈到计划2004年冬天访华,并询问什么时候比较合适。我说:“阁下已有好几次都是冬天去北京,为什么不选择春暖花开的时候?而且,您与胡主席早日见面,可以及早敲定原油管道项目。”他当即表示,这是个“好主意”,并嘱咐对访问日程重新进行调整。2004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华。我回国参加了有关接待工作。这次访问很成功,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包括进一步加强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访问期间,正式签署了《关于在油气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中哈原油管道。为了保障管道的输油量,中石油决定收购加拿大控股的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就在双方准备签订协议的节骨眼上,哈一位议员呼吁反对政府出售PK公司。除同其本人进行沟通外,我先后约见哈总理、外长及议会党派领袖,争取对方理解和支持,但此事最终仍需由总统拍板定案。我想,刚好利用辞行拜会之机,着重谈一下这个问题。会见是礼节性的,一般时间都很短。纳扎尔巴耶夫讲了一番临别好话后,站起来向我授予《共和国荣誉证书》就准备离开。我赶紧说,总统阁下,我还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他又重新坐下。我说,就在一个月前,我沿着中哈原油管线进行了实地考察,两年前阁下交代的修建管道的任务按期完成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为了保障足够的油源,中方准备收购PK公司,恳请总统给予支持,以让我这任使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讲到“圆满句号”时,我有意加重了语气。纳扎尔巴耶夫听后笑了笑说:“没有问题”。当时就我们俩人在场,我又确认了一遍:“能否这样报告北京——贵国政府已经同意。”他答:“可以”。我一下子感到如释重负。最后告别时,总统紧紧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希望大使回国后继续成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朋友”。我点了下头,并补充了一句:“да и верный друг”(而且是一位忠实的朋友)。
2005年12月15日,中哈管道阿拉山口——阿塔苏段正式竣工投产。纳扎尔巴耶夫和专程前来参加竣工仪式的中国政府特使一同在总控室里按下按钮,顷刻间滚滚石油注入管道,朝着中国的方向奔涌而去。总统不无感慨地说:“1997年,当我提议修建这条管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现在,整个地区都在沸腾,哈中两国的经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006年我从外交第一线退下来后,作为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和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曾多次重返哈萨克斯坦并接待来访的哈国朋友,都感到格外亲切。我还与哈方同事一起推动中国企业家走进哈萨克斯坦,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令人感动的是,2012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签署证书,授予我“哈萨克斯坦独立20周年”奖章。在2015年春节羊年喜洋洋之际,我特意寄给总统阁下一封新年贺卡——向纳扎尔巴耶夫递交国书外交纪念封,祝福深受尊敬的中国人民老朋友“羊年大吉”。我知道哈萨克斯坦人喜欢蓝色,故按其民族习俗在俄文中将“золотая коза”(金色山羊)写成“синяя овца”(蓝色绵羊),但愿吉上加吉!没过多久,我欣闻纳扎尔巴耶夫再次顺利连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2015年,受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和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委托,由我负责主编《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一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加之我对哈萨克斯坦的不解情缘,更感责无旁贷。贯穿该书的一条红线,就是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两国人民友谊。当今,在我们双方加紧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光明之路”规划的大背景下,编撰出版中哈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故事(中外文版),更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时任上院议长托卡耶夫,他在百忙之中应约撰写了内涵丰富的导语。他指出:十分支持出版这本书,相信广大读者将从中获得关于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及其合作的有益信息。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哈萨克斯坦为此真诚地感谢他们。本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鲜明体现。要知道,托卡耶夫本人就是亲历见证者,为建立和发展中哈关系、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举行了《中国和哈斯克斯坦的故事》首发式,我还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托卡耶夫议长赠送了该书的精装本。
2016年2月26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瑟别科夫致函主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赠予《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一书俄、中文本表示感谢。总统认为,此书的特别价值在于其中讲述的故事都真正来自第一手资料,因为该书作者都是所写事件的直接见证者或参与者。哈萨克斯坦的作者写道:“我非常喜爱这个国家,深深地尊敬中国人民。”而他的中国同事则回应说:“祝你幸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例子很多。毫无疑问,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正是基于这些简朴的人情及其表达之中。
每逢纳扎尔巴耶夫来中国访问,我总自然而然地倍加关注跟踪,也积极参加一些相关的外事活动。最近一次见到纳扎尔巴耶夫那是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的时候。宏伟的中央大厅气氛庄严、隆重,中、哈两国国旗整齐排列,巨幅红色背景板上以中、哈文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字样,金色的勋章图案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礼乐,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沿红地毯并肩步入中央大厅,全场观礼嘉宾起立鼓掌,行注目礼。我和曾在哈萨克斯坦工作过的几位老大使应邀一起出席了仪式,当时我们被安排在领导人路过的红地毯旁。纳扎尔巴耶夫一眼看见这么多老熟人,频频点头招手,我们都兴奋地热烈鼓掌致意。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纳扎尔巴耶夫是具有国际威望的政治家,也是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在他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引领、推动下,中哈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结出累累硕果。纳扎尔巴耶夫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蓬勃发展,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礼号声中,习近平郑重为纳扎尔巴耶夫配挂勋章,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纳扎尔巴耶夫致答辞,感谢习近平主席颁授 “友谊勋章”,这对他是无上荣誉。这枚勋章反映了中方对他致力于推进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努力的高度认可。哈中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他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互信将永远留在心里。这是继普京总统之后第二位被授予“友谊勋章”的外国领导人。这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表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殊荣对为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振兴和稳定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民族领袖来说,可谓名至实归,而我作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忠实的老朋友尤感高兴。
正值尊敬的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八十大寿之际,我们谨衷心祝愿他福寿绵绵——“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
作者:周晓沛(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