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血的故事,要有三大要素:
霸道的男一号、人见人爱的女一号、反转以及再反转。
只要满足这三样,这个故事一定吸引人。至于什么腹黑的男二号、白莲花的女二号、痴情的女三号,都属于锦上添花,让这个故事更加立体和丰满。
甚至可能只是为了注水,增加时长来的。
这几天,大半个中国都在吃一个瓜——腾讯和老干妈,到底怎么了?
6月30日,一则#腾讯状告老干妈拖欠千万广告费#的消息,很快霸占了各大平台的头条。
点开一看,受理法院是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老干妈完了,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毕竟,没人能在法国投降之前占领巴黎,也没人能在南山法院打败腾讯。
一时间,关于“老干妈现金流出问题”“老干妈亏损”的消息此起彼伏。
不过就在当天,老干妈强硬回应,“我司从未与腾讯公司进行过任何商业合作”。
“行业大佬”和“国民女神”各执一词,只能让子弹飞一会儿。
可这一飞,有点跑偏——三个犯罪嫌疑人伪造了老干妈的公章,冒充成老干妈市场经营部经理,和腾讯签订了合作协议。
而三个人费尽心思,是为了骗取腾讯公司的网络游戏礼包码。
更戏剧性的是,据说腾讯广告业务部是因“在某搜索引擎上误入诈骗网站”,这才导致后续一系列事故的发生。
霸道男主质问女主,“为什么要和我分手”,女主矢口否认。两人大吵一架,最后冷静下来一复盘,发现全是腹黑男二在搞鬼。
妥妥的青春偶像剧的画风。
不过,正如同没人能在南山击败腾讯一样,也没人能成为老干妈的债主。
因为老干妈的创始人陶华碧曾经说过,“老干妈不偷税、不贷款、不欠钱、不上市”。
尽管这年头,事情会反转,人设会崩,Flag会倒。但我相信,陶华碧立的Flag,永远不会倒。
因为她是我见过的,最“刚”的企业家,没有之一。
01
贵州有两个瓶子,一个是茅台,一个是老干妈。
这两个瓶子成为了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的代表,走出了贵州,甚至走向了世界。
茅台靠着1500元/瓶的高价,撑起了万亿市值。
而老干妈只要8块钱,最高不超过12元。
陶华碧说:要让穷人吃得起,还要吃得好。
创办老干妈那年,陶华碧已经49岁了。相比今天乘风破浪里30+的姐姐们,这个年龄真的是高龄创业了。
在这之前,陶华碧一直都很焦虑,为生计焦虑。
1947年,贵州省永兴镇的一个贫穷农家,迎来了家里的第8个孩子,还是个女孩,陶华碧上面有7个姐姐。
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就更别提学费了,陶华碧连一天学都没上过。
家里只有一点口粮,小小的她就去山里挖野菜,拿植物的根茎配着,做出美味的食物。
她采来特殊的中药材,和家里的辣椒一起,酿成了一种天然的辣椒酱,爸妈和姐姐们吃了都赞不绝口。
20岁那年,她嫁给了206地质队的一个会计,还有了两个孩子。
本以为幸福的人生即将开启,但谁成想,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给爱人治病时,还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
为了还债和供两个儿子读书,陶华碧南下打过工,在街边摆摊卖过菜,在工地上抡过铁锤,背过黄泥巴。
1989年,她用四处捡来的砖头和石棉瓦,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的一条街边,搭了个棚子,开了间“实惠饭店”,专门卖米豆腐和凉面。
“实惠饭店”最讲究实惠,别人家的都是半碗,陶华碧要用更大的碗,还要装得满满的。
为了让凉面更好吃,陶华碧还自己研制了辣椒酱,免费送给大家吃。
路过的司机、学校里的学生,都喜欢到这里来吃。大家说:实惠饭店,就是实惠。
有一个来吃饭的学生叫欧阳梓刚,经常打架斗殴。后来陶华碧了解到,梓刚家里很穷,而且有好几个兄弟,吃不起饭。
所以他经常在同学中充老大,家境好的同学就会给他几块钱,他拿去吃饭。
陶华碧的眼眶湿润了,一路穷过来,她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
后来,梓刚再来吃饭,她就不收钱。
有一天,梓刚吃完冷面,突然叫了她一声“干妈”。梓刚学校里的同学都跟着叫起来,慢慢的,大家就都知道了陶华碧乐善好施。
有学生直接拿着馒头到店里来,就着各种免费的辣椒油、腐乳、豆瓣酱吃。陶华碧从来不说什么,有时候看到他们衣服破了,还会帮忙补一补。
不止是学生,很多人都爱吃她自制的辣椒酱,来吃饭的人,常常还会顺走一些。
陶华碧晚上炸辣椒酱,白天做米豆腐,忙得不可开交。
有一个周末,学生放假了,店里人不多,陶华碧到周边的店里去逛,发现大家生意都不错。
更让她意外的是,大家用的竟然都是她的辣椒酱,是那些老板托人在她那儿拿的。
有老板不好意思地说:“你趁早开一家调味店得了,省得我们整天派人去你那拿辣椒油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啊!”
1994年,陶华碧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实惠饭店”改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专门卖辣椒酱。
没成想,生意还真的很不错。
2年后,满怀信心的陶华碧借了村委会两座房子,雇了40个工人,开起了第一家工厂,名字就叫“老干妈辣椒酱”。
因为老干妈的名字早已声名远播,不只是学生,就连来店里吃饭的80岁老人,都这么叫她。
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做辣椒是个辛苦活。尤其是捣麻椒、切辣椒时溅起的飞沫,辣的人眼睛直流泪。
工人们都不愿意干,陶华碧就带头身先士卒,结果累的得了肩周炎。她10个手指的指甲因为搅拌麻辣酱,全部钙化了。
工人们看到她这样,也一个比一个拼命。
大批的麻辣酱生产出来了,可就凭当地的凉粉和凉面店,根本就消化不了。
陶华碧就背着辣酱走街串巷,到各个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去,把麻辣酱摆在那里,和他们说好,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去就退货。
不到一周的时间,要求加倍送货的电话,挨个打来。送过去,又再次脱销。
短短一年时间,“老干妈麻辣酱”就已经在贵阳市站稳脚跟。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工人也扩大到200人。
陶华碧没上过学,公司规模大了,要处理一大堆文件和财务报表,她根本看不懂。
她就让读过高中的长子李贵山,把文件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她听。听到重要处,她就会突然站起来说:这个很重要,用笔画下来,马上去办。
至于财务报表,她让财务人员念给她听。久而久之,陶华碧练就了超强的记忆和心算能力。听上一两遍,她就能记住,然后心算出总账,知道数字对不对。
陶华碧不会写字,需要签字的时候,她就在右上角画个圆圈。
但圆圈谁都能模仿,儿子觉得不安全,就把“陶华碧”三个字写在纸上,让她练习。陶华碧觉得,这比剁辣椒还难。
至于管理公司,陶华碧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管理,更没读过什么MBA课程,公司管理的核心是三个字:亲情化。
不是说任人唯亲,而是对所有员工要像亲人一样。
她觉得公司位置太偏,交通不便,就决定对所有员工包吃包住,直至今天发展到2000多名员工,依然如此;
她可以叫上来公司60%人的名字,还记住了许多人的生日。每一个员工生日,她都会送上礼物,外加一碗有两个荷包蛋的长寿面;
每个员工结婚时,她都必定亲自到场。
在员工的眼里,陶华碧就像妈妈一样。在公司里,没有人叫她董事长,所有人都喊她老干妈。
公司的凝聚力,更是非同一般。
短短3年半时间,公司就发展到1200多人,产值近3亿元,缴税4315万元。
02
1996年,贵阳何世立先生为老干妈公司手书了“老干妈”三个字,再配上陶华碧身穿白色围裙的肖像,“老干妈辣椒酱”就以这样的包装,进入了市场。
辣椒酱火了之后,有人劝陶华碧早点注册“老干妈”的商标,以免被抢注。
陶华碧连着申请了5次,都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干妈’是常用称呼,不适合注册商标”为由,给驳回了。
但随着“老干妈”走向全国,仿冒的品牌就层出不穷。
最多的时候,全国各地有50多种“老干妈”。万般无奈之下,陶华碧拨款数百万,成立了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
但就在陶华碧为了打假发愁时,她自己的产品,反而成了“崴货”(假货)。
1998年,湖南华越公司申请“老干妈”商标成功。而湖南老干妈的包装,也和老干妈的相似——同样使用了何世立先生的字体,同样的设计。
只是中间的肖像图,从陶华碧,变成了一位名叫“刘湘球”的妇女。
两个月后,国家商标局又通过了贵州老干妈的商标注册。
陶华碧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结果收到的回复却是,“你是贵州老干妈,她是湖南老干妈,并不冲突”。
陶华碧不同意,决定硬刚。她把湖南老干妈,告上了法庭。
这期间,有不少人劝她息事宁人。可陶华碧却说,“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他们是崴货,我为什么要怕崴货”。
2000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华越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并应赔偿贵州老干妈经济损失15万元。
但由于湖南老干妈已得到国家商标局的认可,所以法院并不能判决湖南老干妈停止使用“老干妈”商标。
这个判决,并无错误。因为法院确实无权判决停止使用已被注册的商标。
陶华碧,似乎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但陶华碧犯犟了。
她先是向国家工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复审的申请,同时,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一次,来劝她的人更多了——两个商标都是国家商标局认定的,你这么做,不是要打政府部门的脸?
难不成,你还要和有关部门对簿公堂?
陶华碧却觉得,“老干妈”的称呼,是最初吃她凉粉的穷学生们送的。“不管路多长,困难有多大,时间有多久,也要保住这个品牌”。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
2001年,处在困境中的老干妈想要再建一处厂房。但当时公司不少市场份额都被山寨品牌抢走,资金,也大都压在原材料上,根本没钱扩建。
有人建议陶华碧去找区政府帮忙。当地的区政府特别重视这个事,当即就协调了建行给陶华碧贷款。
陶华碧带着会计来到了区委。当时区委大楼的电梯很旧,陶华碧出电梯时,衣服被电梯门挂到,摔在了地上。
陶华碧扭头就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说了句,“政府也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了,我们不借了”。
工作人员以为她在开玩笑,但陶华碧却很坚持。“我们是在给国家添麻烦,真不借了,我们回去了”。
原来,她以为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就是在和政府借钱。
2003年5月,陶华碧的“老干妈”终于拿到了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与此同时,湖南老干妈的注册商标被注销。
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案例。
这下,老干妈再无竞争对手。成为市场独苗的老干妈,本应进入飞速扩张的时期。
但陶华碧,却给公司定下了“不贷款、不参股、不融资、不上市”的四不原则。
随着老干妈越做越大,来找她上市的政府官员、投资人、投资机构,一波接着一波。
但陶华碧,永远只回复他们一句话: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就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我来还债,才不干呢。你问我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我只晓得炒辣椒,只干我会的。
这话可能略显偏颇,但对于陶华碧来说,她做不了的事情,那就一定不去做。因为那可能会把别人坑了。
而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做的,就是纳税。
2012年,贵阳南明区税务部门把老干妈的税款少算了30万。老干妈从第一纳税大户,变成了第二。
陶华碧不依不饶,当地的税务部门承诺后期会私下补上。
陶华碧当即就拍了桌子,“你个狗日哩,给老子查清楚,我明明纳税第一,怎么给我弄到第二,30万税款你们给我弄哪里去了”。
在她心里,自己能做好的,就是诚信纳税。就算是卖一个煤球,那也应该纳税,少一分都不行。
她在意的不是名声和奖品,而是不拖欠国家一分钱。
就靠着这样的想法,老干妈凭着一瓶辣椒酱,越做越大。
2014年,陶华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退居幕后。
与此同时,老干妈的纳税金额,也从300万,增加为5.1亿。
而老干妈的产值,也从1998年的5000万,涨到了40亿。
不少眼睛盯着“后陶华碧时代”的老干妈,希望它能有所改变,比如融资,比如上市。
执掌老干妈20年,陶华碧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不打广告,靠着优质的产品和良心的价格,把老干妈的年营收从0做到了40亿元。
她以高数倍的价格,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
她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赚中国人的钱,我要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赚外国人的钱!”
但干了一辈子的陶华碧已经年迈多病,干不动了。
2014年,她把自己手中最后1%的股权也给了小儿子,彻底退出股东。
她把老干妈交在儿子的手上,渴望企业在他们手中一代代传下去。
没想到,她刚退休,老干妈铺天盖地的差评就来了。
网上许多人开始质疑,老干妈变味了。
2015年,《商界》杂志前往老干妈所在地贵州采访,记者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干妈现在不用贵州辣椒,用的全是河南辣椒,原因只有一个——河南辣椒便宜!”
有经销商称,贵州辣椒更好吃,不过要12-13元/斤,河南辣椒只要7元/斤。
这些年劳动力成本在提升,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老干妈却坚持不涨价,他们希望降低成本。
这种做法看似聪明,但却触及了老干妈的根本。
这么多年来,老干妈不打广告却卖到了全世界,靠的就是口口相传的口碑。
不过,这条守则他们也打破了,开始打广告。
打广告本没有错,只是他们的广告太土了。
《拧开干妈》土味、魔性,网友纷纷表示,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
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干妈还是没明白过来,如果味道还是原来的样子,根本不需要广告。……这些花里胡哨的广告,还不如耿直的来一句“我们错了,从今开始,重新开始,老干妈继续使用原味辣椒材料”来的直接、吸睛!”
她的儿子们终究还是没明白,老干妈为什么火了20年,为什么瓶子上那个小小的头像可以成为国民女神。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又或者记得20年前的那件往事。
2001年,一家玻璃制品厂给老干妈提供了800件酱瓶,每件32瓶。可是,辣酱刚上市,就有客户反映有的瓶子封口不严,漏油。
陶华碧知道后,要求相关部门迅速查处。
有人建议把货追回重新封口,这样大家都没什么损失。
这个建议看起来也合情合理,但陶华碧却说不行,她马上派人到各地追回这批货,并当众销毁。
她要让人们,以及所有老干妈的员工知道:老干妈不坑人,不骗人,是一家良心企业。
只是这件事情,她的孩子们大概早就忘了。
2016年之后,老干妈的营收开始连年下跌。2011年到2018年的营收分别为30亿元,33.67亿元,37.43亿元,40亿元(陶华碧退休),45.49亿元,(2016未披露),44.47亿元,43.89亿元。
陶华碧着急了,2019年,73岁的她再次出山。
她把辣椒又换回了贵州的,从原材料到制作流程环环把关,把老干妈恢复到了以前的味道。
这一年,老干妈的业绩不仅止住了连续两年的下跌,而且再创新高,成功突破50亿元,同比上涨14.43%。
陶华碧手里的“老干妈”,才是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老干妈”。
尾声
中国企业界,一直有一个Flag:
永不上市四大家,华为顺丰娃哈哈老干妈。
到了如今,顺丰早已借壳上市。而娃哈哈,也表示自己将寻求上市机会。
说好一起到白头,结果转眼,就只剩下华为和老干妈。
而今天,老干妈又顺手破掉了“没有人能在南山区打败腾讯”的Flag。
当然,这件事可能还会反转。比如网传的“老干妈礼盒”,到底是谁生产的?又比如,老干妈的法务为何没有在腾讯催款的第一时间核实这件事。
甚至可能有一天,老干妈自己的“不贷款、不参股、不融资、不上市”的Flag可能也会倒。
但“国民女神”,本就不是“老干妈”这个品牌,而是陶华碧这个人。
对于陶华碧自己,她说过的话,全部都做到了。
陶华碧没什么文化,教育儿子时,翻来覆去也就那两句话:
“好生生做人,好生生经商”,在这之后,“再多纳点税收,要为国争光,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这话的水平,当然远不如那些“爸爸”“教父”们——张嘴全中国,闭嘴全人类。
但就像你花了一瓶辣椒酱的钱,却吃出了肉粒一样。所谓的“国货”“民族之光”,其实就是这样。
“老干妈”,本来只是一个小摊上,自己调制的辣椒酱。
但现如今,它成了营收破50亿,纳税6.36亿,间接带动800万人就业的大型企业。
在这期间,陶华碧没吹过一次牛,没欠过一分钱,没少交过一次税。
无论这次事情如何反转,我都站“老干妈”。
“老干妈”不会骗人。
至少陶华碧不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