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记者从山西省平顺县新闻办获悉，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申纪兰的生前好友、山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也记者向证实了这一消息。郭凤莲说，我一个星期前才去看望了申大姐，当时她已病的很重，但已没办法医治。她安安静静地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大姐，我也很悲痛。
推动“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出生于1929年12月，山西平顺人。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文章，讲述了当年，申纪兰在平顺县西沟村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
1951年，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但遇到了一个难题：干同样的活儿，女社员得到的工分比男社员少。
申纪兰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曾回忆，“那时候男女不平等，在农社里干活挣工分，两个妇女还不顶一个男人。这样不行啊，妇女也要好好干”，申纪兰提议，男社员干什么，女社员也干什么，妇女们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比撒肥、比间苗、比锄苗，经过多次争取，女社员终于能够干一样的活儿得一样的工分，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当时没有意识到，西沟村妇女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巨大影响力，1954年，25岁的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申纪兰一直珍藏着一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的四位女代表的合影，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代表李辉，最右边是申纪兰。
“第一次来开会是坐着毛驴出发的”，她曾对新京报记者说，“从平顺县西沟村走一段到长治，倒一段汽车，再走一段到太原，再倒车，要倒四五次车。原来出县没有路，只有羊肠小道，差点四天还到不了北京呢”；“第一次开的人代会，在中南海的礼堂里。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那时我真正的感觉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1954年开始，申纪兰连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青年，到皱纹爬满额头的九旬老人，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因此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常青树”“活化石”。
“我是个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甚、盼甚”，申纪兰说，“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有了说话的权利。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66年代表生涯，她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领域，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群众利益的小事，山区交通建设、耕地保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干部选举、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等，不断得到采纳。有网友总结说，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长治到北京的列车、赤壁电站、青苗公路、长平高速等等，都是在申纪兰和其他人大代表的提议下实现的。
就在今年5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她建议将农村水电自供区尽快并入国家电网，对自供区的农网进行升级改造，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197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任命申纪兰为山西省妇联主任。从1973年到1983年，申纪兰当了10年省妇联主任。
担任省妇联主任之后，申纪兰向组织提出了“六不”约定——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动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所以当了10年厅级干部后，她仍每月只领取50元的补贴，没给自己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
1984年冬天，从省妇联主任卸任后，申纪兰回到了西沟村，开始为西沟“找项目”，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之后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村民们回忆，改革开放40年，西沟村的变化翻天覆地，两万亩荒山披上绿装，干石山变成了“花果山”，乱石滩变成了“米粮川”，关停村办污染企业建起香菇大棚，引进光伏发电和服饰床品，发展红色乡村休闲旅游……这些都是申纪兰带领乡亲们干起来的。
让村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申纪兰虽然担任一些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企业的一些产品也打着申纪兰的商标，但是申纪兰既无股份，也不领工资，没从村办企业中拿一分钱。
申纪兰说，“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离不开劳动。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农民”。
自我定位为妇女代表、农民代表的申纪兰，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申纪兰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是从电视上得知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自己做得太少了，我自己非常感动，也很激动”，她说，“我虽然年龄大了，但还能做一些事情，党需要我，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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