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封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投稿。
作者是一位中资公司的负责人。
他说：大使就要离任了，我特别舍不得，想写几句心里话，希望你们能给发表。
宋昱旻大使这几天就要离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点酸酸的，十分不舍。
在认识宋大使4年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最多的是感动。
初识宋大使
2016年7月，我有幸认识了宋大使。
一天下午，我们邀请宋大使到公司来交流，听取我们在特多工作的汇报，他欣然接受了。
我和两个同事陪同宋大使从公司一楼乘电梯到23层会议室，在电梯里，同事很自然地问起宋大使：
“大使，您每周读几本书？”
大使说：“1至3本吧”。
同事是个90后，一眼就看出了宋大使是个爱读书的人，果然得到了证实。
宋大使是真正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才让涉世未深的90后未闻其声，先“识”其人吧。
宋大使高高的，约有1米9，肩很宽，背很直，身材修长，衣着长袖衬衫，深色西裤（中国的大使们好像都是这样的打扮），衬衫有点旧，但是很干净。
他说话语速不快，但很认真，非常有亲和力，让人感觉沟通没有任何距离，就像和自己的兄长说话一样。
他很少提出话题，说出的每句话都有温度、接地气，好像有种魔力，让你把想说的一股脑都说出来，还想不停地和大使汇报与交流。
大国大使风范
特多一直是我国的传统友好国家，与中国保持着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
特多也是个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野党和执政党经常互相指责和攻击。
宋大使上任后，正值大选后不久，原来的反对党成为了执政党，自下而上，从国企领导到部长，到内阁成员全部更换。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发声，也就需要有更多的朋友支持。
在我的理解中，国与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各个层次人与人的交往。大使代表的是国家，统筹安排各种交流工作，完成国家任务，两国关系的友好构建正是通过以大使为代表的外交官们的辛勤工作而实现的。
2017年9月，我在特多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都会和特多的部长级领导及政要见面谈合作。
每个见面的人都会说：“我刚刚和宋昱旻大使见过”，或者“我刚去过你们的使馆官邸”。
于是接下来的谈话就会特别顺利。
两国政治关系稳固了，经济合作才会畅通。从政要们谈话中可以看出宋大使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两国关系就是这样在一次次会谈、一次次邀请中进一步巩固起来的。
我接触过的政治精英们都对宋大使赞不绝口，表示和宋大使交流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很难不心悦诚服，有所感悟。
在宋大使的一力促成下，2018年，特多现任总理基斯•罗利访华，两国的关系再一次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经济合作项目也顺理成章地开花结果。
宋大使总鼓励地说我是“为国家利益而战的拼命三郎”，在我看来，和宋大使的工作相比，我所做的真是微乎其微。
作为大国大使要完成的任务有很多，宋大使工作兢兢业业，一心为国，通过当地人的评价，就知道大使工作有多么的出色，我倍感自豪，为我国有这样的大使感到自豪。
和大使共度儿童节
我每年都会去特多工作几次，每次1个月左右。
2019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在特多出差，拜见大使是我每次赴特时第一件要做的事。
五月底，我给大使打电话约请大使，大使思考了一下说：“明天是周末，也是国际儿童节，你到我家来，我来做饭，在我家工作餐。”
我十分感动也十分惊喜。
大使家中整洁舒适，含蓄雅致。他在特多是一个人生活，夫人在另一个国家担任领事，孩子在上学，一家三口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常年异地，聚少离多。
我到时大使正在备菜，看我到了，他微笑着说：“树龙，今天咱们就一起过“儿童节”吧。”
看得出来，大使炒菜也是行家里手。
他炒了两道青菜，炖了一条鱼，加上我带来的两道菜（来之前请同事在家帮我准备的），还有个沙拉，共6道菜。我给大使打下手，负责摆盘。
当我把菜端到餐桌时，又一次感动了：餐桌上布满了花瓣，是大使一早在院子里采摘的；后来知道，菜也是大使一早亲自去菜市场买的。
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被感动着，是大使细致入微的准备，耐心的指导，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兄长般的关怀。
在特多的朋友们都说，大使不管对谁，都是这样，充满了真诚！
宋大使工作更是一丝不苟，我所听到的去过特多的代表团对宋大使工作评价都很高，特别是2018年去特多访问的北京市代表团对大使更是赞不绝口。
宋大使表达的观点总能让人欣然接受。他知识渊博，谦虚内敛，中外人士都爱和大使交流。
在大使离任之际，我充分相信，大使无论下一站去哪个工作岗位，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
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奋斗的结果，外交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线奋斗者。涉外无小事，正是他们日积跬步，攻坚克难，才为我们“走出去”铺平了道路。
宋大使德才兼备，正是千万中国外交官的缩影。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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